8月12日，于正在社交平台发了一段长文，谈长剧市场的困境与出路。
他说类型不会过时，过时的是套路；他说不觉得有顶流明星就会火，很多明星自己不看剧本；他说爆款小说不好使，营销也改变不了一部剧的命运。最后他把所有结论收束到一句话上：“剧能火靠的就是编剧的能力。”
这句话在当下的行业里，听起来像一句正确的废话。正确到没有人能反驳，废话到说了和没说差不多。
问题不在于这句话本身对不对，而在于说这话的人所处的生态位置，以及听这话的人所处的真实处境。
于正说这话的时候，他是老板、是制作人、是内容的主导者，编剧只是他手里的一张牌。
但行业里绝大部分编剧，别说主导项目了，连自己写的剧本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都控制不了。他们看到于正上热搜、听到他说“靠编剧”的时候，心情恐怕比谁都复杂。
01
编剧的位置，不在中心
于正描述的理想图景里，编剧应该是整个项目的发动机。发动机好，车就跑得快。
这个比喻本身没有问题，但现实是，绝大多数编剧连方向盘都摸不到。剧本交出去之后，改不改、怎么改、改成什么样，这些决策大多数时候不在编剧手上。
平台有平台的诉求，要数据、要节奏、要每集的钩子。
演员有演员的诉求，要高光、要人设、要足够的戏份。
导演有导演的诉求，要画面、要调度、要符合自己的美学。
这些诉求单独看都合理，但合在一起，最容易被牺牲的就是剧作的整体性。
没有人故意要把故事写坏，但所有人的“小修小改”叠加起来，足以让一个完整的剧本面目全非。
而编剧往往是最后一个知情的人，等到成片出来才发现，自己写的台词被换了，人物的动机被改了，结尾的逻辑被推翻了。
编剧能怎么办？署名还在，钱已经付了，下一部还要找活干。
于正说的“很多明星不看剧本”，编剧早就心知肚明。比这更扎心的是，有时候明星看了剧本也不按剧本演，现场按自己的感觉来，或者按自己的人设来，剧本里写的是人物，拍出来的是明星。
这时候编剧去找谁说理？说“这不是我写的”？没人听的。
02
为什么于正可以
别人却做不到
于正拿自己的作品举例，《延禧攻略》在宫廷剧满大街的时候跑出来，《墨雨云间》在宅斗剧扎堆的时候突围，《临江仙》在仙侠不被看好的情况下破万。
这些案例本身是有说服力的，但他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他做到了，不等于这个行业可以普遍做到。他能做到，是因为他对项目有绝对的控制权。
从选题到选角到拍摄到后期，他的话语权是一贯到底的。他可以要求演员按剧本走，可以拒绝不合理的外来干预，可以把编剧的工作成果保护到成片阶段。
绝大多数项目没有这个条件。一个项目背后可能有三四个投资方，每个都有推荐演员的资格，都有审读剧本的权利，都有表达意见的渠道。
平台有排播的压力，资方有回款的焦虑，演员有曝光的需求。编剧在这些力量中间，处于最末端。
于正的模式不可复制，恰恰说明了他所推崇的“编剧中心制”在行业普遍的生产架构里，缺乏落地的土壤。
除非编剧同时是老板，或者编剧背后有足够强势的制作方愿意为创作让路，否则“中心”只是一个修辞。
03
转机来了
“剧本中心制”的政策东风
虽然有权利博弈，但剧本始终是一剧之本，编剧的话语权不能少。
2025年8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广电21条”，明确提出引导行业从“明星中心制”转向“剧本中心制”。
此后不到一年间，主管部门多次密集发声，从行业培训到精品创作大会再到专题座谈会，“剧本中心制”被反复强调，与会者涵盖了各大视频平台和头部制作机构——这不是一次务虚的倡议，而是一场覆盖全产业链的制度调整。
“剧本中心制”的落地，正在改变行业的权力结构。开机前主创集体培训、演员署名按姓氏笔画为序等细节规定，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让“谁红谁演”的逻辑让位于“有了好剧本，谁来演谁红”。
编剧在行业论坛上也提出了更具体的诉求：落实“剧本中心制”，关键在于剧本不能再是一份随时可以被各方修改的“建议书”，而应成为所有人都必须共同敬畏的“契约”。
于正说“只要故事够好，哪怕在缝隙里夹到一个机会，都能青云直上”，这句话对个体创作者来说是一种鼓励，但放在行业结构里看，更像是一种幸存者偏差。
故事不够好，是编剧不够努力；剧集不火，是能力不到家——这套归因逻辑忽略了多少好故事被浪费在权力博弈的夹缝里，多少优秀编剧的时间被消耗在无意义的修改中。
当整个生产机制都在削弱编剧的作用时，单靠个体的才华和坚持，远远不够。
04
AI时代
编剧的尴尬会更明显吗？
近年来，短剧的爆发让编剧这个职业获得了新的出口，但这种出口是有代价的。
短剧的生产节奏更快、容错率更低、创作空间更窄。一个短剧编剧可以同时跟三四个项目，写大量的“爽点”和“反转”，但这些经验和长剧需要的叙事能力之间，存在明显的断层。
长剧要求的是人物塑造的完整性、情感推进的层次性、情节结构的有机性，这些在短剧里几乎没有用武之地。
行业里还有更未来一些的担忧：在AI剧集在数量上已经远远超越真人剧集时，编剧的职业前景会是怎么样？
于正对这个担忧的答案是“AI是拍摄的辅助，是必然的趋势”，同时也“给优秀的素人创造了被看见的机会，我们要拥抱这样的进步。”
从“明星中心”到“剧本中心”，不是换一个口号那么简单。它意味着钱要重新分配，权要重新划分，整个产业链上每个人的位置都要重新调整。这个过程注定不快，但方向已经摆在那里。
于正说“我从来不害怕失去任何依仗，只要还有创作的能力”，这话放在他自己身上是成立的。但对行业里绝大多数编剧来说，他们害怕的不是失去依仗，而是从来没有过依仗。
好在，政策正在把那个他们从未拥有过的“中心位置”，一点一点地还给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