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北京某“211”大四学生张蕊获知了一个让她“绝望”的消息：公司通知她解约三方。

“没有太多找工作的时间了。”她说。6月1日，她就要参加毕业答辩，因为疫情原因，6月5日之前所有学生必须离校。理论上，在今年秋招时她还能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求职，但不知道作为雇主的公司是否会一视同仁，她甚至在考虑是否有必要延迟一年毕业。

4月中旬，张蕊和某企业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商签了三方协议。5月20日，公司还在线上给居家办公的员工开了一个会，管理层表示公司虽受疫情影响，但还不到裁员的程度，让大家放心。没想到5天后，她就被通知因缩减人员要解除三方。在今年春招之前，张蕊刚经历了考研失败。

据多位应届生反映，2022年的春招是真正的修罗场。通常情况下，春招对于大部分企业而言都是查漏补缺，好机会多在秋招。但今年春招中，一方面在去年秋招中已经签订三方的部分毕业生，因招聘方解约，被迫加入更激烈的春招；另一方面，受裁员潮、疫情等影响，今年春招岗位进一步缩减。

一位应届生在今年4月被解约后，在招聘软件上沟通了约400家公司，向其中80家有回应的企业投了简历。“一些面试感觉已经发挥出全力，面了一个多小时，竟然连二面都进不了。”

互联网行业的裁员潮蔓延至校招，京东、有赞、转转等均被曝出与应届生解约。一位在杭州找工作的应届生发现，春招时杭州互联网企业“一片惨淡”：“感觉就像夕阳产业一样。”他被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解约后，开始了全国海投。

即使像新能源汽车这样的朝阳行业，也出现了解约情况。理想、小鹏汽车先后回应，部分岗位关闭，涉及少量应届毕业生。据《中国企业家》了解，小鹏汽车的互联网中心、海外相关岗位，以及理想汽车的企业系统等岗位，成为优化的重灾区。

一位大厂HR向《中国企业家》表示，今年互联网公司均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招聘策略，无论是社招还是校招，规模都在下降，尤其是校招。通常应届生很难马上给公司带来实际效应，还需要花费成熟员工的精力去培养。不过她也表示，一般公司的底线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和应届生解约，因为这样做对于雇主品牌的伤害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高校逐年扩招，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10年前，这一数字为680万人，而20年前仅为95万人。

一方面是应届生的求职困境，另一方面是企业的招聘困境。某行业巨头的HR在去年加入一家中小型科技公司后，接触到了更多学校的毕业生。在他看来，其中一些学生所掌握专业知识的匮乏令人“震惊”，且“自我认知不足”，“很多学习普通的同学找工作时会对标班里最优秀的学生”，“只想进大厂”，这让他在招人时也遇到很多困难。

拉勾网发布的《2022年互联网行业春招薪酬报告》里提到，互联网行业人才战略从“规模优先”转变为“质量优先”。由此折射出的是公司发展的整体逻辑在发生改变，即从快速扩张进入到精细化运营阶段。

追风口：“有人推荐新能源，没想到也有裁员”

5月中旬的一个上午，何浩宇看到理想汽车校招群里有人说自己收到了解约邮件，提醒大家看一下。他打开邮箱，看到了同样的邮件。

何浩宇是南方某“211”计算机专业的大四学生，成绩不错，“差一点能保研”。去年11月，他在几个“互联网中厂”之间选择了理想汽车。他在社交网站上搜理想员工的评价，感觉公司看起来“不那么卷”，而且“新能源是个好赛道，国家战略”。他比较了理想和蔚来的财报，觉得理想亏损少，“稳一点”，而且理想给的薪资稍高。另外，他去看了李想的微博，觉得“确实能力强，分析东西很到位，务实”，他很欣赏。

但当理想汽车精简组织时，何浩宇所在部门首当其冲。何浩宇的岗位是企业系统相关，主要是开发内部工具，据他了解，理想汽车校招学生有几百人，解约几十人，其中该岗位所占比例不小。

很多应届生收到了理想汽车的转岗通知，但是何浩宇没有。理想汽车给他一个月工资作为违约金，远多于三方协议中写的5000元。何浩宇找发小连吃了三个晚上的烧烤，玩了两天，第三天开始重新投简历。

春招的难度远大于秋招，何浩宇采取了海投战略，10天里投了几百份简历，一天面试三四家公司，也拿到了几个offer，但都是北京的互联网“小厂”，薪水只有理想的三分之二。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后，很多公司的HR向他递来橄榄枝，除了比亚迪，大部分公司名字他都没有听过。但他比较后发现，比亚迪给的工资太低，只有几家互联网“小厂”的一半。何浩宇准备还是在小厂中选一家。

何浩宇希望去北京做几年研发，攒够了钱，就回家乡做他想做的工作——当保安。大概在大二，何浩宇就对保安工作充满了兴趣：一般就是站在门口给人扫码，基本上事情不多，工作简单，又可以观察人来人往，还有工资拿，很有趣。他不要做三班倒的保安，只干白班、日结的就好，他甚至已经打听过，北京保安一天工资是300元，在他家乡能有200元。

另一家被曝出和应届生解约的造车新势力是小鹏汽车。孙睿就是被解约学生中的一名，其岗位属于互联网中心部门，该部门最近也被曝出正在进行整体优化。

孙睿是美国一所知名高校学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应届生，在美国，他拿到了Meta和游戏公司Electronic Arts的offer，在国内，除了小鹏汽车，他还拿到了华为的offer，也参加了很多其他大厂的面试。孙睿感觉小鹏汽车的面试太简单，比如面试流程上，其他公司的轮次更多，会有技术笔试及专门负责技术的面试官考察相关能力，而小鹏汽车的面试官都是“管理者”，似乎很难看出求职者的专业能力，且只有两轮面试，二面只问了相关经历等“非常好答”的问题。

虽然整个面试过程让孙睿感觉小鹏汽车至少在该岗位上“不够专业”，但小鹏汽车给的薪资待遇和大厂相当，足够有竞争力。作为留学生，不用和企业签三方，孙睿把小鹏汽车作为保底offer之一。

不过接到HR电话时，孙睿还是有些气愤。因为他感觉对方在暗示他主动放弃，他认为这是小鹏汽车不想主动解约及赔付违约金的表现。

另一位留学生也在秋招中拿到小鹏汽车某个海外岗位的offer，后来HR称由于业务调整，该岗位取消，她可以转岗为“管培生”，但对方劝她如果有其他offer，尽量不要考虑小鹏，所提供的选择中也没有她想去的国家，最后她自己选择了放弃。在今年更难的春招中，她投了三四十份简历，终于拿到一家外企的offer。

“今年解约的很多，互联网裁员后，有人推荐新能源，没想到也有裁员。”一位应届生感慨。

去年造车新势力曾展开凶猛的抢人大战，大量高新人才从互联网流入新能源汽车。招聘平台猎聘数据显示，2021年，新能源汽车新发职位数量同比增长134.74%，位列所有领域第一。2021年，理想汽车员工数从4181人增长至11901人；小鹏汽车则从5084人增长至1.39万人。

在造车新势力解约消息频出的背后，折射了行业发展节奏的转变。一方面，造车新势力均未走出亏损，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今年4月中国汽车产销量为近10年以来同期月度新低。理想汽车等纷纷下调二季度销量目标。

造车新势力需要从快速扩张进入到精细化运营阶段，而今年的应届生率先受到影响。关于解约，理想汽车曾回应近期进行了业务调整，部分岗位被关闭，涉及部分今年尚未入职的校招生伙伴，提供了调岗选择和解约赔偿的方案。小鹏汽车也表示，由于部分部门岗位调整与绩效优化，涉及了少量应届毕业生和相关员工的调整。

回家乡：“哪里都不稳定，先度过这难熬的几年”

从还不错的学校毕业后，是进入一线城市的知名公司，拿着还不错的薪水，还是回到家乡，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当第一条路行不通时，一些应届生开始重新考虑第二条路。

方悦是北方一所“双一流”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大四学生，去年8月她也拿到了理想汽车企业系统岗位的offer，10月签完三方。近期收到该岗位取消通知的同时，她也收到理想汽车转岗面试的机会，但她放弃了。她已经在家乡省份找到了一个研究所的工作。

当时拿到理想汽车offer后，方悦还在继续面试、找实习。“怎么可能拿到一个offer就直接开始玩呢？”方悦投了很多大厂，也把目光转向了家乡浙江，开始海投，最终找到了宁波一所研究所的实习，可以转正，从这里开车回到她的家乡舟山只要一个半小时。

其实离家远近不是方悦首要的考虑因素，除了专业对口，她希望找到一个正常八小时工作制的工作，几线城市都无所谓。当时收到理想汽车的offer时，她问了HR很多问题，其中“技术岗大多是朝九晚六、包三餐、有班车，是北京少有的不加班的公司”这一点很吸引她。她自己没有经历过996的实习，但她的一个高中同学曾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实习，经历过996的工作后，决定要“缓一下”，毕业之后先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再找工作。

经过几个月实习，宁波这家研究所看起来很符合方悦的要求，而离家近更是一个额外的福利。

湖北某“双一流”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生蒋子涵最终也选择回到家乡。和蒋子涵解约的是某二手交易平台。原本蒋子涵并没有听过这家公司，在刷招聘软件时看到“独角兽企业”“薪资对标大厂”的描述，才投了简历。面试过程很快，9月上旬面了三轮，9月中旬收到offer后，对方要求在三天内答复是否签三方。蒋子涵还有其他公司的面试流程没走完，但整个面试过程体验很好，面试官很专业，薪资比肩大厂，岗位还是她喜欢的算法工程师，而不是开发，蒋子涵决定签下三方。

但实际上，算法是一个更容易被优化掉的岗位。蒋子涵在的一个20多人的算法岗小群里，“感觉基本上都被违约掉了”。蒋子涵对《中国企业家》说，“因为相对于开发，算法有更多研究属性，很难直接产生绩效，需要花很高成本来供养。”

5月5日，蒋子涵收到该平台的解约信息，没有转岗选择，只是被推荐到一家她没听说过的合作公司。她决定重新再找工作，当天晚上修改了一遍简历，第二天开始投。20多天里，她拿到了两家国企、武汉一家咨询类外企和一家互联网医疗公司的offer。

最后蒋子涵选择了家乡湖南某城市的一家国企。这家国企工作强度不高，待遇水平在家乡小城也算高了，还有很多补贴等福利，她“当场就想签”。

冷静下来后，蒋子涵也会纠结“这么年轻就进国企了，会不会废掉”。“老实说我现在也有点迷茫，一开始想去互联网大厂，后来发现没那个机会。可能还是先去离家近的国企，毕竟现在哪里都不太稳定，先度过这难熬的几年，沉淀后再想想自己到底要什么。”蒋子涵说。

经过这段求职历程，蒋子涵感觉“有些好的东西是值得等待的，别着急做决定”。在上述平台之后，蒋子涵还陆续拿到了华为和京东的offer，但是她的大学有个规定，如果学生要违约，和另一家公司签三方，手续要等到第二年的3月才能办，而华为和京东等不了。她很不解，“三方根本没有起到保护学生的作用，反而是约束”。

也有应届生在面对回乡的选择时，并不甘心。

上海一所211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硕士生徐妍有过互联网大厂实习经历，在秋招时，她投的全是互联网公司，并拿到了其中一家大厂的offer。但是距离过年还有20多天时，HR突然告诉她因为业务调整，该岗位没有了，可以转岗。由于可以转岗的城市和岗位不符合徐妍的预期，她还是放弃了。

在接下来的春招中，徐妍付出的努力远远大于秋招，且投简历的范围扩大了很多，“看着合适的都试试”。一家地产巨头在家乡山东的分公司以及上海一家创业公司均给徐妍发了offer，但她不想去房地产，因为“在大厂待过”，也不太想去那家创业公司。5月，她也面试了家乡宣传部的岗位，但习惯了互联网模式的她感觉很难适应公务员系统，而且在她看来，家乡小城还是略有些落后，“你见过了一些更好的地方，毕业就回去的话，出去读书的意义在哪？”在农村的父母也希望她年轻时能多在外闯一闯。

既然没有更好的选择，徐妍选择了延期毕业。她开始找有转正机会的暑期实习，拿到了分别在上海、北京和杭州的4个offer，但是下一年的形势会不会更难？能否转正？在一线城市闯了几年后，还要不要回家乡？

徐妍还没有找到答案，她给了自己一年的缓冲时间。看到身边人忙着论文、入职，她一边送出祝福，一边暗暗伤心，“只有自己前途未卜”。

去上海：“对失业的恐惧大于对新冠的恐惧”

上海聚集了众多高校和知名企业，也是毕业生的向往之地。但这个春天后，一些人对上海的印象有了变化。

“本来想在杭州本地找工作，根本没什么合适的机会，才看上海的工作。”王雨泽是上海一所双非大学的本科生，杭州原本是他最想去的城市。他在秋招中与杭州一家专注于网络安全的公司签了三方，可是在今年3月底，收到了解约通知。王雨泽一下变得非常焦虑，春招难度加大，他不得不把找工作的范围从杭州变成全国海投。

疫情对就业带来的影响难以避免。他曾拿到上海某车联网公司的口头offer，但是对方表示完全复工之前无法发正式offer。他感觉“不太稳”，只能继续面试其他公司。

在最终收到的几个offer中，王雨泽选择了上海一家主营IT解决方案的国企。在上海上了四年大学后，作为南方人的王雨泽还挺喜欢这座城市。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这座城市正在逐渐回到正轨，王雨泽相信自己7月初入职时，城市生活的状况会好很多。而且，“对于失业的恐惧已经大于对新冠的恐惧”。

陈玲也将在这个夏天入职一家上海的金融公司。她曾经在上海实习过，作为金融相关专业学生，上海曾是她非常向往的城市：金融中心、繁华、多元、开放……但这次疫情影响了她对上海的好感。“经济会复苏，但是这个城市给人留下的印象已经改变。”她还会来上海工作，但她心中充满了对未知的担忧——除了对疫情的担忧，更多的是对不确定性的担忧。她男朋友签约了一家互联网大厂，但也同样担心在试用期被裁。

对应届毕业生们来说，这场春天的疫情已经成为他们共同的人生记忆。一位日本留学硕士生在上海实习了几个月，今年春天正式入职一家知名日企，她刚去公司上了3天班，小区就被封了，目前已经居家办公两个多月。

疫情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一位被人力资源科技公司解约的本科应届生，在春招中降低了预期，现在入职了一家造车新势力，在北京一家商场做销售。可刚工作没几天，他所住的小区就出现病例，目前整个小区都在河北某地集中隔离。

如何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夏天，拿到一份稳定的offer，已经是他们乃至更多人不得不面对的必修课。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