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7日，蛋壳公寓上市，被称为2020纽交所第一中概股

从共享单车到长租公寓，互联网公司绑定了更多社会资源。当它们过度冒险、危机爆发，承担最大损失的不再只是创业者和风险投资方，而是整个社会。

41 岁的创业者曹崛在北京过起了流浪生活。他 10 月底从苏州来到北京，暂住在朋友家。债主追上门，他辗转于办公室、网吧，有一次还在朝阳门附近的天桥下熬了一夜。

白天，他和一众讨债者等在朝阳门朝阳首府的蛋壳公寓总部楼下。有时曹崛会被工作人员接上楼，和蛋壳公寓中层就还款问题吵上两三小时。有时他在楼下，和租客、业主一起等上一天。

曹崛已经清楚自己每天上门只能等到 “走法律程序”、“回去等” 这两句回复。但他还是过来等，因为现场有警察，他不会被人捅。

见到记者的时候，曹崛胡子拉碴、面色憔悴，随身包里只有四盒黄鹤楼香烟、一包卫生纸和一个文件袋。文件袋里装着他 “保命” 的文件——蛋壳公寓出具的、证明百家修债务由蛋壳公寓承担的文件。

百家修是曹崛创办的住房装修、维修平台。2018 年蛋壳公寓入股 60%，成为百家修唯一的订单和收入来源。高峰时百家修有 300 多员工，对接 200 多工头和 2000 多装修和维修工人。

今年 6 月，蛋壳公寓 CEO 高靖被警方带走调查。那之后，蛋壳公寓就不再支付工程款，但曹崛还是劝说工人们继续干活。现在百家修拖欠了工人 5000 多万元，而他是法人代表。

曹崛说自己现在只剩 2000 多元。蛋壳年初在美国上市，但他本人的期权还没有兑现。一位供应商向《晚点 LatePost》展示了手机上的一份文档，里面记录了包括百家修在内，74 个蛋壳公寓供应商的名字、联系人、联系方式。文档末显示供应商总计被拖欠货款 1.07 亿元，受牵连家庭 4003 个。

“这两天才恍然大悟，是我坑了这些师傅。蛋壳没发工资，我还劝他们相信集团，继续干。” 曹崛说。百家修作为集团的子公司，不管钱、没留利润，高管们只拿“低于平均线”的工资。想的是，努力创业，等蛋壳做好那一天，也能实现人生目标。

底层的工人更难过。一位北京的蛋壳装修师傅在电话里告诉《晚点LatePost》，他被拖欠的三万元工资是他辛苦一年的唯一所得。

曹崛很自责。绝望间，他写了一封遗书，认为如果自己死了，这些师傅可能会得到更多重视。

即便到这个时候，曹崛依然觉得蛋壳公寓初心是好的。他记得自己 2018 年元旦前一周多见到高靖，被这个有激情、有感染力的创始人打动，一两天就敲定了合作。

而根据蛋壳公寓招股书，正是从 2018 年开始，蛋壳公寓的扩张入不敷出：成本增速每年都超过收入增速。这意味着扩张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反倒加重了负担。2019 年年末，它的税前亏损 34.39 亿元人民币，接近收入的一半。

疫情之后，蛋壳公寓房屋空置率攀升。赶上 CEO 被刑拘，融资失败，危机在 10 月彻底爆发。数十万人卷入其中：披星戴月找房的租客、卖房垫付工资的供应商、等着租金还房贷的业主以及薪水没有着落的员工。

不清楚蛋壳事件会如何收场，能回答且愿意这个回答的人不多。蛋壳公寓 CEO 高靖今年 6 月被警方带走调查至今未归。《晚点 LatePost》采访到的几位蛋壳员工表示，现在重要高层仅剩联合创始人崔岩以及 CTO 和 CFO。最大外部股东老虎环球和蚂蚁集团至今未发声。

政府介入似乎成了保底选项。一家头部长租公寓平台的高管认为 “除非政府出手，否则没人能挽回这盘棋”。一位蛋壳的早期投资人在电话中告诉《晚点 LatePost》，政府可能会牵头整合一个涉及很多人的投资方案，他们 “大概率会参与”。

“投资就是有赚有赔”，一位投资人说。“这在我们这么大的资金盘子里，这不是什么大事。” 另一位蛋壳的投资人在电话里说，他的语气听起来很轻松。

对于投资人来说，这只是诸多投资项目中的一个，投资款打水漂了，下一个还能再赚回来；对于蛋壳的高管来说，离开，再换一份工作，人生并未受到影响；银行可以催款，房东可以赶人，但住在蛋壳里的年轻人流离失所，曹崛这样的供应商背负巨额债务，甚至卷铺盖睡大街。他们才是这场资本闹剧中最无辜，也最弱势的一方。

曹崛说，他希望文章可以快点发出来，让大家知道他不是害他们的人，“不要等蛋壳暴雷后有人来捅我。” 他说。他被人在电话里威胁，现在一个黑影在楼道里出现都害怕。曹崛希望政府可以出面解决，蛋壳能被接盘，让他能还掉这些钱。这样，他可以继续去创业。

蛋壳总部围满了租户与房主

被催熟的蛋壳

蛋壳公寓成立于 2015 年，在政策利好和资本扶持下迅速壮大，管理的公寓数量从最初的 2500 余间增加到 2019 年年末约 43.8 万间，规模仅次于链家孵化的自如和我爱我家的相寓。

带蛋壳走到这步的 80 后创始人高靖此前经历并不是特别出彩。领英资料显示他从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后，先后在百姓网、百度、好乐买、糯米等互联网公司从事销售相关工作。此外他还有两次不太成功的营销公司创业经历。

但部分前任或现同事对他评价颇高。途虎养车创始人陈敏说 “高靖非常能干”。一位接近高靖的蛋壳员工评价他是“一个有魄力和决断的人，他拍板的决定都不会再被动摇。”

据了解，糯米网时期，高靖负责的福建大区，是整个糯米做得最好的区域。

看好高靖的还有他的前老板，糯米网创始人沈博阳。沈博阳履历光鲜，名校毕业，曾任谷歌中国战略合作负责人，2010 年，他创立糯米，迅速做到全国前三，和拉手、美团展开激烈竞争，但最终因为烧钱太快落败，四年后卖身百度。沈博阳随后加入 Linkedin，以领英中国总裁身份亮相。

沈博阳并不甘心人生止步于跨国公司职业经理人。2014 年，他一通电话打给了离开糯米一年正在创业的高靖，表示愿意提供 250 万元创业资金，两人一起想想还有什么大机会。高靖选了长租公寓。2015 年 1 月，蛋壳公寓的经营实体北京紫梧桐资产管理公司成立，高靖为实际控制人。

2016 年下半年，沈博阳把蛋壳和高靖团队介绍给相识多年的愉悦资本创始人刘二海。后者任职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期间，主导了对糯米网母公司人人网的投资。

这层关系没有马上变现。沈博阳找了刘二海好几次，后者认为长租公寓行业自如老大位置难以撼动，没有立刻投资。但高靖此后大力主攻自如总部所在地北京且取得不错成绩，这给了刘二海信心。在得到途虎养车刘敏对高靖的好评，以及沈博阳同意做蛋壳董事长的情况下，愉悦资本 2017 年领投蛋壳公寓 A+ 轮融资，出资 1000 万美元。此后又连续投资了四轮。

同时期，沈博阳从领英中国辞职，专职任蛋壳董事长，并主导了蚂蚁、老虎环球等大基金之后对蛋壳的投资。

这种一人出钱找钱、一人出力打仗，分列董事长和 CEO 的配置在当年并不少见，且有成功案例，如李斌和摩拜创始人胡玮炜。

“有一轮我们想再追加，但沈博阳还让我们放弃，说要拉一群新股东进来，” 一位蛋壳的早期投资人说。

2015 年至 2018 年，住建部、国务院办公厅、发改委等部门先后发布利好住房租赁市场的相关政策。有的直接提出积极发展长、短租公寓，有的建议试行租房和买房居民享受同等权利（比如学区房）。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罕见地愿意为非地产开发商类房企提供融资支持。

“2017 年、2018 年那会儿，政策鼓励长租公寓企业去发展 ABS（资产证券化），券商都主动来接触长租公寓企业，” 长租公寓运营方优客逸家的 CEO 刘翔对《晚点 LatePost》说。

政策变化令投资人相信这是一桩值得培育的生意。另一位蛋壳早期投资人谈及为何投资时说，当时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支持平台型公寓，“这个事儿肯定是个大方向。”

资本闻风而动。据贝壳研究院，2018 年长租公寓公开股权融资规模达 74 亿元人民币，是前一年的三倍多。同年，多家著名投资机构入股蛋壳：老虎环球 2.94 亿美元、CMC 资本（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3000 万美元、高榕资本 2000 万美元，以及愉悦资本追加的 2600 万美元。年末，蛋壳的营收涨了 300%。

即便如此，扩张的钱还是不够。同时随着 2018 年长租公寓小规模暴雷，中国金融监管机构谨慎对这个行业的债权融资也谨慎起来。杭州蛋壳 2018 年 5 月申请 ABS 融资，一直没有获批。

蛋壳等一批长租公寓企业，开始利用租客的预付款和信用贷款获得扩张资金。

以蛋壳为例，它分别按月、季、半年、年付的形式向租客收取租金，但只按月或季向房东结算，利用 “长收短付” 不对等的结算期限，获得沉淀资金，用于签约更多业主、抢占市场。

一位蛋壳员工表示，蛋壳在很多城市不提供按季度支付的选择，大多数人是半年付或者月付。所谓月付，实际是引导租客向银行申请分期付款：合作银行通过审批后，会将整个租期的租金全部汇给蛋壳。之后蛋壳收取租客每月的房租作为本金，再自己出利息，缴给银行。

有了更低成本的钱，蛋壳得以快速进入更多城市、拿走更多房源。据招股书，2015 年至 2018 年间，其公寓房源管理规模的年均增速达到 359.7%。

极速扩张的同时，亏损规模也迅速膨胀。招股书显示 2018 年蛋壳经营亏损扩大到 13.69 亿元，税前利润率降至 -51.2%。房屋出租率也跌到了 76.9%。而业内公认的盈亏平衡前提是九成以上出租率。

但资本并未止步，他们还想把盘子做得更大。2019 年年初，蚂蚁金服出资 1.5 亿美元领投蛋壳公寓 C-2 轮融资。一位蛋壳公寓早期投资人说，蚂蚁入股之后，就推动蛋壳以 2 亿元人民币（对外称 2 亿美元）收购了蚂蚁旗下另一家长租公寓企业爱上租，“前阵子很多烂事都是他们（爱上租）出的，收拾烂摊子又消耗了我们（蛋壳）一亿。”

随着公司高歌猛进，沈博阳和高靖二人之间渐生嫌隙。知情人士称，沈曾一度想走到前台，代替高靖操盘公司。“高知道这个消息后，一夜之间解雇掉了公司里所有沈的亲信。”

该知情人称高靖为人狠辣，他说了一个《教父》式的故事。一位蛋壳相关人士曾和高靖起了很大冲突。这名人士家住北京郊区，院子里养了很多只鸡。一夜之间，鸡全死了。他一口咬定这是高靖所为，他认为高靖以此来震慑自己。

2019 年年底，带着逾 34 亿元税前亏损和 86 亿元总负债，蛋壳公寓提交美股招股书。1.28 亿美元（约合 8.4 亿元人民币）的上市净融资额相比之下显得杯水车薪。此时出台的租金贷不得超过租金收入 30% 的限制，则进一步加剧了蛋壳的资金周转压力。

蛋壳人士称，公司上市之后，沈博阳就很少出现在公司了。现在他的电话无法接通，微信也无人回复。

高层在冒险，基层在玩火

长租公寓企业曾经挣过钱。比如自如员工说 2018 年前公司是盈利的。可以接触到蛋壳经营数据的员工王伟也说，至少在 2015 年到 2017 年间，长租公寓确实是个赚钱的生意。

蛋壳和房东一次性签 3 年 - 5 年合同，每年涨价固定比例；而租客房租随市场价变化。根据当时内部模型测算，只要市场房租能持续上涨，这就能让蛋壳保持盈利同时为租客提供相对低廉的房租。因为只要拿房规模足够大，即便只有 1% - 2% 的利润率也能实现可观的利润。

转折点发生在 2018 年年末。在这一年的年会上，高靖提出了一个年度大目标，即 2019 年运营房间数扩张至 100 万间。在高的设想中，100 万间最大对应 200 万居住人口，可以衍生出更有市场潜力的的生态。提出这个目标时，蛋壳房间数不到 24 万间。

“市场处于上升期，可以随意扩张，不断加杠杆，加得越多盈利越多，” 王伟说。“有些房子利润率达到 100% 都很正常”。但这种理论自信最后受到现实嘲讽。

一位业内人士说，高靖相信规模起来后可以在一定程度左右租金水平从而实现规模盈利。

实际情况偏离了预想轨道。一位蛋壳中层称蛋壳在 2018 年开始出现点状亏损，没有引起高层的关注。2019 年，天津成为第一个全面亏损的城市。但在 100 万间的年度目标面前，规模增长是第一优先级，高靖寄希望后续市场走势向好能自我改善。

2019 年 10 月共享办公 WeWork IPO 的失败犹如当头棒喝。高靖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WeWork 模式不被资本市场认可，而蛋壳与 WeWork 的底层模式如出一辙，都是大量租房，装修后分割出租，提供标准化服务。

高靖立即召开会议，WeWork 的故事讲不通了，蛋壳接下来该怎么办？

一位中层说，管理层自称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蛋壳难有规模效应，因为长租公寓很难做成标准化产品。至于曾经 100 万间后形成生态的想法，也在此次讨论中被推翻。

但令这名中层大跌眼镜的是，经过了一轮深刻复盘，高靖得出的结论竟是——要想建立生态，规模起码要达到 500 万间。

发现 500 万规模在当年难以达成，于是蛋壳紧急进行策略调整，不再追求规模化目标，而是将重点放在新业务转型，想把蛋壳从重资产的房屋租赁转型为轻资产的平台运营。让散落各地的二房东、小型长租公寓入驻蛋壳的房管管理平台。“类似于贝壳找房的模式”。

但为时已晚。到了 2019 年，租房市场不再景气，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北京房租年中开始下滑。蛋壳有些城市已经陆续出现收房和出房价差倒挂的现象。先前市场景气时，蛋壳已经巨亏，如今行情倒挂，那些高价签入的长约，只可能进一步放大亏损、侵蚀现金流。

高靖性格果敢爱冒险，定好目标就不轻易放弃，是能打之才。但他在内部缺乏制约，管理风格极其强势，缺乏弹性，一旦赌错方向，容易满盘皆输。

一位蛋壳员工说，在讨论蛋壳要不要上隔断房时，有同事表示北京政策不允许，后期被发现，还是会被拆。但最后高靖拍板，还是要上这些房源。

“就这样做，后果我来承担”。他在会上说，语气斩钉截铁。

隔断房是指将客厅再隔离出一个房间，这样蛋壳可以多收一间房租。比如蛋壳以高于市场价的 3800 元收入一居室，随后隔断成两居，按 2000 元一间对外出租，总收入 4000 元。一旦拆除隔断、恢复一居室状态，只算租金成本蛋壳都相当于一个月亏 1800 元。

北京禁止隔断房的政策文件出台已久。2019 年 7 月，北京市住建委再次发文强调不得改变房屋内部结构分割出租，并接受居民举报。一经上门核实将拆除整治。一位蛋壳北京东区销售说，“我毛估蛋壳 90% 左右的房源都是有隔断的”。

高层在冒险，基层在玩火。

蛋壳总部熟悉公司和行业数据的员工张兴告诉《晚点 LatePost》，蛋壳有专门的商业智能团队，借用爬虫获取的市场公开信息和历史运营数据，把控收房和出房价格，以保证利润率。“我们有正经的商业智能团队，前期没有问题。” 张兴说。

但 2018 年以后，蛋壳发起抢房大战。据张兴回忆，蛋壳上市前夕出现过 8000 元租入、6000 元租出的极端情况，令商业智能团队形同虚设。

相对于自如统一管理收房与出房团队，蛋壳两个团队独立运作。这让蛋壳获得最大增长效率，后果是两个团队都更在意自身业绩，而不争取最好价格。再加上团队经验不足，最终演变成高价收房、低价出房这样有悖商业逻辑的发展模式。这样的增长方式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才停止。

同样形同虚设的还有内控制度。

标准化的金融产品会有统一的风控体系进行风险把关，但蛋壳高层并不知道该如何通过统一手段把控风险、预估风险损失。

有多名蛋壳员工向《晚点 LatePost 》反映，公司内部管理落后、腐败成本很低，“手上有一点权力的都会腐败，连设计师也可以。” 一名蛋壳员工曾在高靖 30 多分钟的面试中，高靖只和他聊了一个话题：如何应对员工腐败。

该员工回答可以实行连坐原则、红线原则等，并举例一些这么做的大公司。高靖反问一句，“这些原则做法有用吗，大公司都在这样做，但还是存在腐败问题？”

蛋壳在作弊问题上也有些束手无策。有员工表示部分管家同时维护七八个区域，有的还要跨区管理，没办法做到精益化管理，最基层的维修保洁也极容易薅公司羊毛。相比之下，自如通常一个区域配多位管家，根据每个项目参与度划分佣金，可以更有效限制作弊、腐败案的发生。

蛋壳内部曾分享过一些典型案例，比如维修师傅可以与租户约定，在房屋没有问题的时候申请维修，完成线上流程后直接跟公司报销。一位从事装修工程的上海地区房东告诉《晚点 LatePost》，蛋壳为他家毛胚房列支七万余元装修款，“其实也就值四万块”。

公司管理混乱。“有一间房已经退房一年多了，但是财务还在持续给房东打款，打了一年多才发现。” 一名员工说。

“从内部员工到业主到租户都在吃，你说这个鸡蛋最后是不是只会剩个壳？”另一名蛋壳员工说。

因此尽管规模快速扩大，蛋壳经营效率却不断走低，规模效应并未如预期出现。2018 年、2019 年，蛋壳租金成本、营销费用增长速度远超租金收入的增速。更高的收入、更多的房源，带来的是更大的亏损和现金流缺口。

2019 年，蛋壳实现 71 亿元收入，但各项成本费用是收入的 1.4 倍。年末蛋壳账面可动用现金不足 7 亿元。此时距离资不抵债、资金链断裂只有一步之遥。

逐层、逐级，暴雷开始了

员工最先感知到危机将至。

今年 2 月，农历新年叠加疫情，蛋壳房屋空置率陡增到 30% 以上。一位蛋壳员工说，蛋壳那时就停止收房，给房东的房租打款也延期了，员工被降薪。陆续有供应商上门讨债，新入职的同事撑不了几天就走了。

他当时就觉得，“要出事”。

事实上，蛋壳一直徘徊在生死边缘。1 月赴美 IPO，蛋壳募到的 1.28 亿美元只相当于一个月运营资金，解决了不了什么问题。

IPO 之后，高靖就一直在四处募资。直到 3 月传来一个好消息。当时蛋壳发布公告称，昆山国资委全资持有的昆山银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投资 6 亿人民币。

很快，同行也意识到，蛋壳出问题了。6 月 10 日，蛋壳发布一季度财报。“看财报不乐观，现金流大概只能撑一个季度，后来实际还撑了两个季度，也许夏季的促销又获得了一些现金流。” 一位自如人士说。

昆山国资委的 6 亿元人民币提振了某些投资者的信心。“有两三家基金都有意向投资”。关键时期，6 月 18 日，蛋壳突然发布公告称 CEO 高靖正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调查。

关于高靖被抓的原因众说纷纭，《南方周末》称同时被刑拘的还有银桥投资的法人代表和副总经理，高靖涉嫌挪用投资款。而两位相关人士对《晚点 LatePost》表示，高被抓和加入蛋壳前的创业项目有关，和蛋壳本身无关——这也是蛋壳在美国提交报表里的说法。

无论事实如何，它导致的结果显而易见：进行中的融资难以为继。“ 没人敢进来，2 到 3 个投资都黄了。”一位早期投资人说，“如果高靖没有被抓，这事情大概率可以转下去，蛋壳也就不会暴雷。”

据《南方周末》报道，上述 6 亿元人民币救命钱仍留存在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并严格按照国资要求设置了限制性出账条件。显然，它也无法解蛋壳的燃眉之急。

到了 9 月初，监管进一步收紧。住建部就《住房租赁条例》向公众征求意见。这是中国首部专门规范住房租赁的行政法规。草案明确提出将 “高进低出” 和 “长收短付” 等长租公寓企业用惯了的经营方式，纳入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监管范围。

在这之前，重庆、成都等地已经要求长租公寓将租金纳入专项监管账户。这意味着至少在这些地方，租金贷这种空手套白狼的发展方式几乎就此被掐断。

房东们开始有感知。房东杜明在上海张江地区有几套蛋壳公寓，还替十几位亲戚朋友打理同小区的房子。他有一个上百人的上海业主群。9 月 27 日是群内业主们最后一次收到完整租金。此后陆续有人季付租金只到账一个月，并接到蛋壳希望季付改为月付的请求。

一些敏感的租户也看到了端倪。9 月初的一次断网后，蛋壳老用户王冲预约的维修师傅第一次迟迟没有上门。他检索信息发现，8 月中旬，多个城市的蛋壳公寓就已经出现大面积断网。他拨打客服电话，得到的回复是：北上广深四地的断网是由更换运营商导致。

等到 10 月，北京总部和散落在全国各区域的蛋壳员工都知道公司出了严重问题。由于供应商欠款迟迟未得偿付，各地断掉的物业服务也就无法恢复。租房市场本就进入淡季，一线销售带人看房时，常常被愤怒的租户当面拆台。

冲突时有发生。各地区的销售负责人将情况汇报到总部，希求得到解决。

问题没有也不可能被解决。讨债的供应商开始找上了门，从 10 月中旬起，债主开始集结三、五十人，时常到蛋壳总部 “敲锣打鼓”。再往后，就连本该在 11 月 10 日发放的 10 月员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工资未发，再加上债主上门带来的安全隐患，蛋壳总部的部门主管们干脆让下属回家办公。

蛋壳的数十万租户是最后知道的。11 月 20 日，蛋壳资金链危机爆发近一周，忙于新工作的租户冯娜才知道平台出事儿了：新同事们组了个蛋壳维权群。同时，她收到了房东最后通牒：与蛋壳解约，尽快搬离。她措手不及。

王冲说，10 月中旬，供应商到蛋壳总部维权讨债的新闻频繁出现，王冲特意到蛋壳官微查看官方回应。“蛋壳的意思是有供应商散布谣言，纠纷正在协商解决。” 他觉得不放心，又询问管家。“你放心，公司这么大，没事儿，该怎么住怎么住。” 管家回复。

11 月 13 日，房东告诉王冲，蛋壳本应在前一天付他房租，但钱未到账。按照合同，蛋壳的租金支付逾期 15 天，房东就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那也意味着他有权从蛋壳手里收回房子。

王冲尝试从房东手里直接租下房子，却发现房东甚至不愿意与他交流解约以外的任何信息。他只知道，房东接受了已经发生的损失，急于把房子租给其他中介。

很多租户在更早时就感知到了异常。但蛋壳的安抚使他们搁置困惑。直到雷暴到自己身上，才开始惊慌。

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上百万人已卷入其中。短短十个月时间，很多人的命运就此改变。

赢了百倍回报，输了社会兜底

长租公寓这门生意本身没什么不合理，它有切实需求。

中国流动人口占比近 20%。与此同时，房屋装修质量层次不齐、退房纠纷时有发生。

长租公寓运营方以标准化装修提升居住体验，通过技术快速匹配供需。租房者可以更容易挑到合意的住房。而业主也可以更快出租房屋，减少空置损失。

这个概念诞生前几年的发展和盈利已经证明需求存在，且租房者和业主都愿意为此支付一些成本。

但当创业公司延续互联网行业惯性，极致地追求增长，以高出成本的价格抢夺房源，这个生意的风险快速集聚。

随着这个行业引导租房者借贷，利用租金时间差加倍投资，承担主要风险的就不再是创业公司和风险投资方。

如果公司发展良好，创始人和风险投资方将获得巨额回报。业主和租房者得到自己应得的服务，供应商得到应得的货款。

如果公司出事了，创始人和风险投资方承担创业应有的风险。业主房租被拖欠，有可能断缴房贷，失去房屋；租房者可能被驱赶，还得继续还贷款；供应商背负债务，工人拿不到钱。

现在一切都乱套了。

业主、租客、供应商都是这场漩涡的受害者，但各方为了及时止损，逐渐走向对立。

业主维权群原本讨论如何和蛋壳抗争，而现在很多人觉得从蛋壳拿钱无望，都在讨论变成如何成功赶走租客和拿回房子，分享经验。

而租客群里，蛋壳的租户们讨论地更多则是房东如果真的撬锁和驱赶，自己该怎么办。

有被蛋壳拖欠工资的装修师傅在租户门外贴上纸条，威胁卸下大门逼蛋壳出面还钱。

蛋壳员工也被牵扯进来。由于蛋壳拖欠工资，一些工作人员以解约清退牟利，收费解除租金贷或者清退租客。危机之下，很难说谁比谁更弱势。

有租客想起微众银行，举报电话打到了各地银保监局。一位上海地区的租客反馈说，上海银保监局建议他致电深圳分局。很快，各种版本的微众银行举报信和材料出现在多个群中。

11 月 16 日，微众银行官微首次回应蛋壳租金贷争议。微众银行建议不要驱赶租客，各方寻求法律途径，但没有给出任何明确解决方案。

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 “救世主”。

11 月 19 日，北京住建委称针对蛋壳公寓成立了专办小组，希望能平稳解决此事，后续处理方案会及时公布。25 日，深圳市住建局紧急通知，禁止物业公司以停水、停电、停气等方式驱赶租客，建议各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盾。

“其实我们只需要 5000 万美元就能把这个公司救活。北京市政府组织了各方股东，里面有很多赫赫有名的大基金，包括 CMC、老虎，召集他们一起来开会。现在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先出这个钱，别人不出我也不出。他们已经开了好几次会了，估计这个最后的结果是，大家会都出一点，然后这公司还能救的，毕竟救的金额并不大。”一位熟悉相关讨论的投资人对《晚点 LatePost》表示。

5000 万美元或许可以让蛋壳继续运作。但事已至此，会有多少业主、租客继续使用这个平台？如果所有人都于它摆脱干系，5000 万美元是不是够？不够的话，谁来继续兜底？

受害者们都期待政府深度介入，建行旗下建融家园曾在 2019 年接盘同样资金链断裂的长租公寓青客公寓。

不同人对于蛋壳暴雷的必然有不同看法。今年 5 月，NIFD 房地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蔡真曾模拟了租金下跌、监管加强等因素对于蛋壳现金流的影响，推测待蛋壳公寓最早会在 12 月发生流动性危机。

有几位投资人则认为，如果不是因为高靖 6 月被抓，这个生意不至于暴雷。

一位蛋壳的离职高管则认为暴雷是因为疫情。“疫情期间，1-3月，很多租客无法回到工作城市，租金不交，房间里东西也不能给他扔出去，业主租金要照付。”

无论这场资本闹剧以什么收场，都无法掩盖一个基本事实：单纯靠负债上升实现的业绩增长，必然增加公司风险。杠杆既能放大收益，也能加剧损失。它们不会凭空消失。

从长租公寓、P2P到共享单车，互联网公司的技术创新已经深入日常，绑定更多社会资源。当它们过度冒险，占用押金、租金贷等金融工具进行业务扩张，最终危机爆发，承担最大损失的不再只是创业者和风险投资方，而是整个社会。

（文中张兴、冯娜、王冲、杜明、王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