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安首席执行官赵长鹏,摄于2022年3月4日,英国伦敦瑰丽酒店(Rosewood Hotel)。图片来源:PHOTOGRAPH BY HAYLEY BENOIT
穿着深色西装,备好了iPhone,在英国伦敦的一家豪华酒店里喝着浓咖啡,这就是事业成功的高管的群像。这与世界上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Binance)的首席执行官及联合创始人赵长鹏的标志性形象相去甚远:一件黑色连帽衫,再配一双运动鞋。
今年早些时候,赵长鹏在与《财富》杂志的工作人员共进早餐时解释说,这次改头换面是必要的,因为他要去开一天的会议,还要与英国议员和商界领袖一道参加奶酪与葡萄酒招待会。在英国,币安正在接受审查,禁止他招揽客户。然后,赵长鹏(通常被称为CZ)挽起衬衫衣袖,露出纹在右前臂的币安标识:他骨子里仍然是个叛逆者。
从上周开始,你可以给赵长鹏错综复杂的公众形象再添一个形容词:FTX杀手。
在萨姆·班克曼-弗里德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内爆的过程中,赵长鹏成了目前唯一的真正赢家——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发生了这样惊人的转变。FTX土崩瓦解,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赵长鹏的主要竞争对手——在一夜之间身无分文,他个人的155亿美元财富在几天内蒸发殆尽。无数的FTX投资者和客户很快收回资金几近无望。11月11日,FTX宣布破产,如果当局发现SBF(班克曼-弗里德的绰号)利用客户的资金填补不断膨胀的公司债务黑洞,那么SBF可能就会因为电信欺诈而入狱。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长鹏。币安的首席执行官目前的身价估计为177亿美元(和他今年3月的身价770亿美元相比,有所下降,这是由于此后几个月加密货币市场暴跌)。随着FTX的湮灭,赵长鹏成立五年的公司目前已经碾压实力相近的其他竞争对手,在最近的24小时内交易了约135.6亿美元的比特币(Bitcoin)和代币,而FTX的交易量为零。
加密货币领域没有英雄
在每一场角斗士决斗中,都有一位失败者被踩在地上,浑身是血。但这场决斗让角色调转,对赵长鹏来说,这也许比让他的主要对手和商业威胁黯然失色更重要。
直到本月,时年30岁的SBF一直把自己塑造成加密货币版《狂野西部》(Wild West)中一身正气、肩负重任的枪手,与政界人士和慈善家建立良好关系,并拯救陷入困境的竞争对手。在中国和加拿大长大的时年45岁的赵长鹏,在许多商业领袖看来是一个神秘的局外人,至少在美国是这样。他在美国没有什么深厚的关系,交易业务经常被怀疑未能封锁受制裁的公司。
如今,FTX的垮台送了赵长鹏一份珍贵的礼物:有机会将自己重塑成该行业所需要的领导者,帮助自己走出泥潭。
多年来,币安一直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接受调查,有关部门指控它未能阻止用户在其平台上洗钱,未能建立固定的运营总部,并规避法律制裁。路透社(Reuters)在本月早些时候报道称,自2018年以来,币安处理了约78亿美元伊朗购买的加密货币。巴黎仲裁律师艾加·莱伊涅代表币安用户就网站中断起诉币安。她在今年早些时候告诉《财富》杂志,她认为币安利用“司法管辖权区域跳转”作为一种策略,以逃避法律责任。赵长鹏在11月14日的推特空间(Twitter Spaces)直播会议上表示,他已经设立了“多个总部和办公室”,主要设在迪拜和巴黎,“但从全球运营的角度来看,我们采用的是分布式劳动力模式。”
一段变质的关系
作为赵长鹏的陪衬,班克曼-弗里德再完美不过了。据报道,这两位加密货币巨头曾经一度是朋友和知己,这为两人最近的闹剧增添了莎士比亚式的背叛元素。(赵长鹏在2022年4月登上了《财富》杂志的封面,SBF于今年8月登上了《财富》杂志的封面。)
在FTX垮台之前,SBF从一群持自由论、痴迷于技术的加密货币人士中脱颖而出。他善于交际,在政治上很前卫,给人的印象是你大学宿舍里那个性格温和的书呆子,留着一头凌乱的卷发,而他的商务装就是宽松的短裤和T恤衫。他的父母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法学教授,他在硅谷的中心地带长大,然后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了物理学学位。他在避税天堂巴哈马群岛的一套顶层公寓里经营着FTX——直到本月,这一经历还被视为丰富多彩,而不是令人担忧。
SBF也是华盛顿的常客,他与美国国会议员和高级官员过从甚密。班克曼-弗里德成为美国民主党最大的捐赠者之一,并在美国参议院委员会(他西装革履)就该行业作证。他甚至为迈阿密热火队(Miami Heat)的篮球馆签订了一份价值1.35亿美元的FTX冠名权协议。与此同时,赵长鹏的中国血统使他更难在华盛顿找到盟友。
对于加密货币观察人士来说,过去一周令人晕眩的经历之一就是目睹了这两位巨头的角色调转,其转变可谓翻天覆地,而他们的行为导致了这场灾难的发生。澳大利亚数字财富管理公司Zerocap的首席投资官乔恩·德·韦特于11月13日对《财富》杂志表示:“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件大事。这是加密货币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刻。”
事情始于11月2日,当时加密货币新闻网站CoinDesk披露,班克曼-弗里德的交易公司Alameda Research的146亿美元资产中,有很大一部分是FTX自己的加密代币FTT。这促使赵长鹏在推特(Twitter)上向770万粉丝宣布,币安将出售所有的FTT代币,引发客户取现超过50亿美元。到了11月8日,班克曼-弗里德无法满足客户的提款需求,于是打电话给赵长鹏求助。赵长鹏提出让币安以超低价收购FTX来救助FTX。仅仅一天后,赵长鹏在推特上写道:“由于公司的尽职调查”,他放弃了这项协议。
这不是两人的命运第一次交织在一起。SBF比币安晚两年推出FTX,业务发展迅速,稳步挤占币安的主导地位。币安投资了FTX,在公开场合,赵长鹏称赞FTX的快速增长对行业有利。但据《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援引的消息来源称,据报道,班克曼-弗里德在华盛顿的私人会议上煽风点火,助长了权贵人士对赵长鹏的怀疑。
败北后,SBF本周向《纽约时报》承认,唱衰对手——最终他迫切需要对手的帮助——“对我来说不是明智的战略举措。”这一决裂令人痛苦。币安在抛售了所持的大部分FTX股票后,赵长鹏冷冷地在推特上写道:“我们不会在离婚后假装做爱。”FTX岌岌可危。
“算你狠,你赢了”
投资者在事件发生后陷入困境,赵长鹏加紧巩固自己业内成年人的地位。11月11日,在巴厘岛举行的印度尼西亚技术峰会(Indonesia Tech Summit)上,他对座无虚席的观众说,该行业“基本上倒退了几年”,但从长远来看,它将变得更强大,竞争者更少,更可靠——虽然赵长鹏没有明说,但言下之意是币安很可能成为业界的领军企业。
但SBF并不是赵长鹏唯一的诋毁者。在11月16日的阿布扎比金融周(Abu Dhabi Finance Week)上,著名经济学家、Nouriel Macro Associates的首席执行官努里埃尔·鲁比尼称币安的首席执行官是“一枚行走的定时炸弹”,应该被驱逐出他在迪拜的总部,并称加密货币是“一个完全腐败的生态系统”。他后来在推特上说,币安允许“在他们不法平台上进行各种肮脏的交易”。
11月13日,赵长鹏在推特上发起了一只加密货币行业复苏基金——显然是由他自己主导的——以保护投资者免受像FTX垮台这样的打击,并呼吁其他人加入。此外,他告诉推特空间的听众,他正“试图在加密货币领域组建一个全球行业协会”,该协会将分享公司的储备金证明,并提高“透明度”。
币安的首席执行官坚称,他没有在背后操纵,从而造成FTX垮台。赵长鹏于11月14日在推特空间上说:“我为自己造成的任何动荡道歉。即使是我,在萨姆打电话给我之前,我也不知道他们已经破产了。”班克曼-弗里德似乎并不买账。11月11日,他在推特上抨击自己的“对手”说:“算你狠,你赢了。”
“非常执着”
赵长鹏称自己“骨子里是个技术人员,不善于交际。”随着加密货币市场的升温,他以10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在中国上海的公寓,并在2017年用这笔钱创办了币安。
他的密友们很难理解他的想法,但都姑且信了他。上海风险投资家、赵长鹏以前在上海的牌友之一朱大明(音译)今年早些时候告诉《财富》杂志,2017年,他向赵长鹏的加密货币初创公司投资了100万元人民币(约合14.1万美元),现在他认为这是“我做过的最好的投资”。然而,他说,当时赵长鹏的朋友们对加密货币一无所知。“我们都不明白他在做什么。”他说,“但他非常执着。”
正是凭借这样的持之以恒精神,他才能够安然度过加密货币的动荡时期。他敏锐地意识到,FTX的垮台——他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已经破坏了投资者对加密货币的信任,也许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他在11月14日的推特空间会议上说,这是不公平的。他抱怨媒体在班克曼-弗里德陨落后嘲弄所有的加密货币高管,并将其与媒体对伯纳德-麦道夫的对冲基金庞氏骗局的报道进行了对比,后者被描述为“只是他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整个行业的问题”。
重建对该行业的信任将是赵长鹏的紧迫任务。但是,要赢回投资者的信任,很可能意味着放弃加密货币自由放任、不受监管的状况——到目前为止,他已经从中获得巨额利益。上周他承诺,币安将开始发布其“储备金证明”,并呼吁其他公司也这样做。他还没有这样做,但在另一项彰显透明度的举措中,币安确实发布了币安桥(Binance Bridge)挂钩代币的抵押证明。
他试图进入SBF留下的真空地带,将自己塑造成明智的领导者,但投资者是否会被说服还有待观察。“我们不把其他交易所视为竞争对手。”他于11月14日在推特空间上说。“对我们来说,我们更专注于行业发展。”
也许这是真的。但有一点似乎很清楚:FTX的失对币安来说是得——赵长鹏这个角斗士站在对手血淋淋的尸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