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的一个午后,纪录片《河西走廊》制片人李东珅冒出了一个念头,他要拍一部《中国》。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想法不靠谱。在资深纪录片撰稿人、《河西走廊》的总撰稿邓建永看来,《中国》这个题目实在太大了。浩瀚历史,从何处落笔,又如何取舍?光是寻找历史的逻辑,构建纪录片的基本框架,就是一大难题。
历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序言中所言“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成为这部纪录片的起点。抱着对中国历史“略有所知”的朴素目的,李东珅和他的团队出发了。
《中国》2019年11月正式开拍,历经波折,2020年年末在湖南卫视、芒果TV播出。这也是第一部以《中国》命名的纪录片。
用影像书写历史
在踏入纪录片行当之前,《中国》制片人、总导演李东珅是一个历史盲。“我特别讨厌历史课。”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他说,这可能和过去的教学方式有关,“我知道了很多历史的碎片,但我依然不知道历史是什么样的”。
步入社会之后,在一段迷茫期,他发现了读史的乐趣。第一次给予他愉悦体验的是《万历十五年》,他发现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还可以这样好看。此后,钱穆的《国史大纲》、吕思勉的《中国通史》等历史专著给了他更多滋养和启迪。在他看来,历史可以解决一些精神和灵魂层面的东西,“看懂过去,才能读懂今天,才会了解未来的方向”。
尤其令李东珅震动的,是内忧外患、战火纷飞中所展现的大家风骨。“唯有突破性的研究才能成就一位大学者,而在战争当中,这些伟大的学者放弃了对学术的精深钻研,而甘愿去做文化普及的工作,特别是让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有所认知,这样的工作一般不是大学者愿意去做的事情。”
李东珅萌生了一种使命感。
过去的历史都以笔墨文字书写,当影像成为流行的传播方式,“影像著史”成为一种可能。在影像快餐化的时代,如何不流于拼凑碎片?
2015年,李东珅担任总制片人的《河西走廊》播出,这部将历史文化、自然景观与国家经略相结合的纪录片,是豆瓣评分最高的纪录片之一。随后推出的《重生》,以人物故事与历史事件串联起1921至1949年之间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豆瓣评分9分。数年时间,李东珅创办的伯璟文化成为纪录片领域成长速度最快的民营企业。
用影像著史的野心驱动,让这支团队开启了以《中国》为题的艰难“写作”。面对浩瀚历史,全面书写和穷尽讲述是不现实的。几经考量,他们放弃了对历史系统、全面的介绍,放弃了编年史的记录方式,而把角度调整为对后世影响深远,并且最具开创性、转折性的重要节点,以及那些最具代表性、时代感、戏剧性的人和故事。“那些人和事,让中国成了今日的中国,漫长的中国文化历史又如何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
普通观众可以将《中国》视作一部了解历史发展的简明大纲。第一季跨越从春秋到盛唐到千年时间,分为四个大的历史时期和主题,讲述中国原生思想的诞生、国家制度的奠基、多民族与多文化的融合,直至全面鼎盛之世的到来。
在《中国》的开篇《春秋》《众生》《洪流》中,孔丘、李耳、孟轲、荀况……中国思想史上群星闪耀。千百年前的清风朗月拂照今人,在山野、河流、江湖、庙堂上,他们上下求索,和今天的人们一样,他们痛苦、欢笑、独酌、对饮,怀着普通中国人的忧思与梦想,从两千多年的历史烟尘中走来。
在最后一集《盛唐》中,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一对年轻夫妻、一名遣唐使、一位胡商,而没有聚焦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名人。在李东珅看来,这是关于盛唐最好的讲述方式。“我们没有讲述他们的生平如何伟大,而是在盛唐梦幻的一天,历史就这样穿越回来,前11集所展现的所有伟人的努力,都是为了最后这一集中,每个普通人的幸福。”
电影级工业水准
甘肃是李东珅的故乡,他曾经无数次在敦煌壁画前徘徊,那些关于盛唐的风貌画作无疑是美的象征,但他知道,这些画所展示的美不过只是真正的长安城万分之一。纪录片没有如《长安十二时辰》《妖猫传》那样的影视巨制所能达到的制作成本,如何展现盛唐,需要找到破题的方法。
从全球范围来看,拍摄历史题材纪录片,除了再现手法之外,没有更好的方法。历史纪录片在投资有限的条件下,很有可能沦为一部三流电视剧。《中国》是12集纪录片,意味着12个主要场景、12个历史时期、12套服化道,尽管300万元一集的制作成本在纪录片领域已经是大制作,但想要呈现电影级别的质感,远远不够。
疫情期间的一次午后碰面,摄影指导罗攀提出假定性美学,令李东珅颇为振奋。罗攀是《芳华》《老炮儿》《我不是潘金莲》等影片的摄影指导,过去鲜少拍摄古装片。
所谓假定性,以京剧舞台上的布景与表演为例,三五个人便是千军万马,一面屏风便是一座宫殿。或者是中国画中所展现的空间思维,比如宋徽宗《听琴图》,一苍松、一木几香炉、一奇石,便是一座典雅富丽的庭院。在纪录片中,也可以借鉴这样一种美学方式,一堵墙就是一个院落,一面城墙就是一座城池,节省成本的同时,引入气韵生动的东方美学。
纪录片中盛唐的最后一幕,在纯白的空间中发生,李白、杜甫,还有孔子、孟子、庄子、荀子等不同时空、不同身份的人汇集在盛大的宴席上,如同一场梦境,这些历史上闪耀的人们,共同构成了幻想中的流动的历史盛宴。
纪录片资深从业者悉心钻研,历史学者的学术指引,加上国内顶级摄影师罗攀、日本配乐大师梅林茂加持,让一部纪录片呈现出了电影级的工业水准。在李东珅看来,《中国》有一万种讲述的方式,如果观众因为这部影片对历史产生兴趣,能够通过更多途径了解历史的细节,就是这部纪录片所要承载的基本使命。
这些片中出现的先贤、哲人、臣子、帝王,已经成为历史长河中的星辰,但在今天,他们也可以是每一个人。“理想主义者孔子用近乎固执的行动实践理想,这远远超越了成败本身的意义。”这是第一集《春秋》当中,对孔子的一句评述。
每次回看孔子的一生,李东珅会有强烈的共情,虽然孔子行到水穷处也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但是他的思想穿越了千年,如今依旧滋养当代人。
十多年前,当中国影视从业者积极拥抱商业电影时,李东珅成立伯璟文化,数年深耕纪录片阵地。此次《中国》与湖南卫视的合作,也是纪录片打造产业闭环的新探索。截至12月22日,芒果TV给出的数据显示,《中国》播放量超过1.7亿次。李东珅向第一财经透露,在《中国》开播之前,平台广告收入已经实现与制作成本持平,这将对纪录片产业产生深远影响。
国产纪录片需要打破没人看、找不到投资的窘境,需要找到可持续的运作模式,提高资本估值。在李东珅看来,与大平台的深度合作,是纪录片制作公司破局的重要方式,形成从创意、制作、宣传推广到营收的闭环。
李东珅表示,2021年元旦期间,《中国》还将邀请12名艺人配音,制作不同版本,“每一个人的理解、表达,声音都不同,可以给这个片子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这些版本在芒果TV会尝试单片付费”。他们也想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市场测试,看看究竟会有多少人愿意在快节奏的当下,付费观看一部历史题材纪录片。
在李东珅的设想中,《中国》将会有三季,第一季从春秋讲到盛唐,第二季从唐讲述至今,第三季追溯上古三代,那些飞扬的神话传说令他着迷,尽管他知道真正完成三季制作异常困难,但踏出第一步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