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富士康事件中的主角，无疑是那些逃离的农民工。据报道说他们大多是临时工。我们看到有篇文章《富士康一个徒步返乡女员工的自白》，提供了一位女性员工的画像：
“我家是河南开封尉氏县的，初中没毕业我就没读书了，后来成立家庭，老公没有工作，现在我们有两个孩子。以前，都是靠外出打工为生，后来经人介绍，来到郑州富士康。”
事件发生，正值苹果发布iPhone 14之后一个月。苹果手机一半的产能在郑州富士康，而每年最后一个季度，这里的工人在生产线上加班加点，释放出当年三分之一产能，满足全球市场的需求。
今年企业谈论最多的一个词是“韧性”，其实也就是弹性，其中主说的是供应链的韧性。
疫情、大国竞争、地缘政治冲突、甚至极端天气引发的灾害，都能导致供应链的中断。全球的总产能，尤其是中国的产能是不缺的，但如果这些产能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无法腾挪、共享、匹配，就会出现短缺。
通过自由贸易和市场机制长期建立起来的分工体系失灵了，国家就要考虑自力更生，企业需要备胎和冗余，家庭也要囤积食品和用品。
产能最重要的来源是劳动力。哪里能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提供备用的劳动力大军，哪里就能提供“韧性”。富士康充分利用了河南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来为苹果手机这个万亿级的全球市场提供供应链保障。
苹果每年春季3月发布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和特色手机，秋季9月发布旗舰手机。相应地每年郑州富士康有两个生产旺季，分别是2月—5月，7月—10月（有时是8月—11月）。这两个旺季，富士康都需要大量员工，是劳动力需求的波峰期。
郑州富士康平时员工大约20万左右，旺季时达到30万。他们在郑州中牟的三个厂区，9条生产线上加班加点，最多时生产出了全球一半的苹果手机。
这相当于每年有两个季度旺季和两个“淡”季，为了控制好劳动力成本，能季节性地使大量使用临时工，可能需要一个百万人级别的劳动力储备市场，才能保证这种灵活性，在用工的波峰与波谷之间保持平衡。
哪里能提供10万量级的劳动力大军，随时待命投入生产？恐怕只有在中国，只有在河南这个亿级的人口与农业大省。在郑州附近，拥有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农村劳动力。他们有农闲季节，家家户户也会有农闲劳动力。
对于从事代工的富士康来说，这也是最有效率的用工方式。再看下那位女工所获得的报酬。
员工在职90天，打卡55天，就会领到一笔8000——10000元的返费。最近几年，每年到旺季我都会选择去富士康。富士康月基础工资为2000元（按照每天上8小时的班计算）。为了多挣钱，大家都拼命加班，一个月下来能领到3500—4000元的工资。
富士康要求临时员工能干满3个月，因为最后有一笔万元返费，正常情况下临时工都能干满。这样加班工作一个季度，每位员工可以获得25000元左右的收入。这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可能只是其二分之一，但已经接近2021年河南的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
郑州地处河南中心，是交通枢纽，工人流动起来非常方便，如果是常年在富士康当临时工，可能是每年有两个季节放下锄头，进厂组装iPhone。但讽刺的是，这次出逃的员工却只能徒步跋涉回家，背离现代化的超级工厂，”沉默行走在中原大地上” 。
闭环大规模生产，可能中国是在疫情期间唯一能做到的国家。但闭环生产也是有代价的。既要防控：需要部署大量的检测点，及时流调，及时转运感染者和密接者，及时进行隔离；又要保供物资；还要加班加点生产。尤其是对于郑州富士康这样一个超级园区来说，其难度相当于管理一座城市，对富士康和当地政府都是一场极大的考验。
据媒体报道，郑州富士康出现疫情，即使不停工，会影响到苹果手机10%的产能，而11月份郑州富士康的产能可能会下降30%。
今年手机行业日子过得煎熬。正好手边有一份各大手机厂商今年以来的出货量：
在行业整体下跌的情况下，苹果是前三季度出货量在千万以上的厂商中，唯一正增长的，而且因为其iPhone 14手机的高级版本Pro更受欢迎，收入和利润表现更好，上周季报出来后，股价暴涨。
iPhone Pro 的两款机型, 就是在郑州富士康生产，由于需求强劲，9月份苹果已要求富士康将更多的生产线转向Pro。郑州富士康拆除了至少5个车间的生产线，为生产Pro系列进行重组。
今年新冠疫情在中国多个城市传播以来，郑州市都不能幸免，但郑州富士康一直力保生产不中断。2022 年第二季度，苹果在中国的 iPhone 出货量达到990万部，同比增长近 25%，而期间苹果在深圳和昆山的两家工厂都停产过。
在高通胀的时代，保证供应链的稳定，就是企业最大的确定性，就是最大的成本竞争力。可以说，郑州富士康为苹果度过这段供应链动荡时期，发挥了应有的稳定作用。
平息了员工的逃离，建立起了更加严密的防控体系，接下来就要力保产能了。据知名苹果分析师郭明錤，由于富士康将多条生产线转向生产Pro系列，将使这两款高端版iPhone 14的出货量，在四季度增加约10%。
如果11月份郑州富士康产能真的缩减30%怎么办？实际上，产能的挑战可谓严峻。据《第一财经》杂志采访一位车间管理者：
我负责的车间 一千多人。现在能上班的有百分之五六十。剩下百分之三四十，包括核酸阳性、同管异常被隔离的，也有回家的或者在宿舍没来工作的。目前留在车间工作的有五六百人。
（对产能）影响很大的。只能达到原来目标的50%左右。
为了应对这一产能危机，富士康已经把加班费提高到每天400元，部分厂区11月全勤奖提高至15000元。富士康还要大量招工，这样的“悬赏”，在当地劳务市场很有竞争力。也生动地显示出，正如历史上历次大的疫情之后所出现的那样，劳动力成本将会推高。
如果这样还不行的话，深圳富士康可以顶上一部分产能；如果还不行的话，立讯精密、和硕可能就要顶上了，但可能要到2023年初。
苹果的手机供应链的组装环节，在中国依然存在巨大的腾挪空间。如果再加上配套，它构成了一个强韧的供应体系。10月，苹果公司公布了2021财年的主要供应商名单。从公司总部来看，中国供应商7进8退，基本保持动态平衡。从工厂分布来看，在中国设厂的供应商数量保持150家左右，基本稳定。这些供应商在中国设有生产基地约260个（同一供应商同一省份只记为一个），仍高居第一。大陆企业也在进入苹果手机代工领域。
但组装是个典型的“薄利多销”的活儿，极易受劳动力成本和市场的影响。中国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是印度和越南的两倍以上。
iPhone 14在苹果供应链的历史上，将具有特别意义。它是首次在印度生产的当年最新发布的机型。它开启了一个进程，苹果加快在印度建立供应链，向中国看齐。
根据JP摩根的分析，今年底印度将组装5%的苹果手机，预计到2025年，将生产25%的苹果手机，彼时这大致相当于郑州富士康的产能。
苹果认为越南是其从中国搬迁Mac生产的首选目的地。据报道，苹果还打算在泰国建立一条Mac生产线。
苹果还在要求供应商将AirPods，Beats的生产转移到印度。富士康正准备在印度生产Beats耳机，并希望最终在印度生产AirPods。立讯精密工业及其部门也计划帮助苹果在印度制造AirPods。越南将生产 20% 的 iPad 和 Apple Watch 产品、5% 的 MacBook 和 65% 的 AirPods。
在中国这样一个数一数二的人口大国，创造就业依然是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既需要就业的数量，哪怕是低端；也需要就业的质量，即能产生中产阶层的就业岗位。
随着中国共同富裕政策的推进，收入向劳动者倾斜，将会是一个趋势，这将推高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供应链中的一部分组装工作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就像当年从深圳向河南转移那么自然。
越南、印度、东南亚、拉美这些国家和地区吸引全球供应链中的组装环节，将是大势所趋。中国在保持一定量的“低端”就业岗位的同时，大量的价值链的“中间”环节是中国的发展空间，不仅在国内，而且会跟随装配环节和市场，进入更多的国家。与此同时，大陆企业也开始代工苹果手机和其他设备。这些将是中国制造走向全球的一个重要领域。
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企业希望沿着苹果价值链向上攀升，也会遇到一些发达国家的竞争 ，如供应链的一部分会回流到美国，或者由于地缘政治风险的考虑，部署到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
中国企业努力提升产业链高附加值，也会受到美国政府的干预。如近来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产业进行技术管制进一步升级，导致苹果放弃与中国芯片制造商长江存储签订新合同的计划。
生产iPhone14手机基础版的钦奈，目前的富士康工厂里只有不到2万名员工。到 2025 年，它会不会成为一个印度版的“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