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邵宇 李志骞 陈达飞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各国经济和金融市场都造成了全面冲击，决策层和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在于全球产业链的调整，尤其是医疗产业链，美国、欧盟成员国和日本等均已制定相关补贴措施，鼓励产业链回流。
中国在原料药出口市场占有重要地位，中低端医疗器械也有一定优势，但在医药研发、高端医疗器械上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产业链回迁会对中国在医疗行业的进步有显著负面影响。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成本-收益分析仍然是决策依据，各国政府的政策主要影响的是成本端，但各国要素禀赋的不同、市场容量的差异，仍然是影响医药企业成本和收益的主要因素。所以，中国要想维护其在医疗产业链中的既有优势，需出台相关政策对冲其他国家政策带来的风险。
对于上海而言，上海市在医疗人才、金融资源、公共治理等方面优势明显，是跨国医药企业在中国总部的首选地。上海市可以利用自贸区、长三角一体化、国际化和法制化等优势助力跨国医药企业在中国建立完整产业链。
医疗行业全球产业链分析
全球医疗产品可以分为医药、医疗器械、个人防护品等几个大的类别。医药行业的产业链包括三部分：医药原料、医药研发与制造、医药流通。
上游包括用于生产化学药、中药和生物药的原料；中游主要包括化学药研发与制造、中药研发与制造、生物药研发与制造；下游是医药流通，通过流通渠道到达医院和药店，最终面向患者。
医疗器械产业链包括：上游包括医疗器械零部件供应、医用原材料、加工商以及第三方服务等，涉及行业如电子制造、机械制造、生物化学、材料等；中游包括医疗器械的生产，例如医用医疗器械、家用医疗器械和医疗耗材的生产。下游则是医院、体检中心、患者等。
图1：医疗产品产业链
资料来源：东方证券整理
当前，全球医疗产业链高度融合，世界贸易组织4月3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医疗产品进出口贸易达到2万亿美元，约占世界商品进出口贸易额的5%左右。
进口方面，2019年全球医疗产品进口总额约1万亿美元。从产品类别看，药品占进口总额的56%，医疗用品、医疗设备、个人防护产品（包括口罩、洗手液、消毒剂和防护眼镜等）占比分别为17%、14%和13%。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医疗产品进口国，占2019年全球医疗产品进口的19%；其次是德国，占9%，中国和比利时各占6%；其他前十大进口国包括荷兰、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
从医疗产品进口占该国总进口的比例来看，比利时和瑞士医疗产品进口达到13%，前十大进口国中，中国占比最小，为3%。除了中国，其他前十大进口国均高于全球的平均值6%（表1）。
表1：全球医疗产品进口情况（2019，%）
资料来源：WTO，东方证券整理
进口方面，2017年-2019年，美国、德国和中国一直是医疗产品的前三大进口国。从进口来源地看，美国的进口主要来自爱尔兰、德国、瑞士、中国和墨西哥；德国为欧洲其他国家，美国占14%。德国和美国是中国医疗产品的最大进口来源国，份额分别为20%和19%，还有约10%来自日本（表2）。
表2：美国、德国和中国医疗产品主要进口来源地
资料来源：WTO，东方证券整理
出口方面，德国、美国和瑞士出口的医疗产品占全世界的比例为35%。其中，德国的份额最高，为14%。爱尔兰和瑞士对医疗产品出口的依赖度较高，分别占其商品总出口份额的38%和29%。医疗产品出口占中国商品出口总额的比例约2%，反映中国对医疗产业出口的依赖度较低（表3）。
表3：全球医疗产品出口情况（2019，%）
资料来源：WTO
相对而言，中国在全球医疗产业链上的位置并非处于绝对核心的地位，进口总额紧随美国和德国之后，位于世界第三，出口总额则位于世界第七；从中国的进出口结构看，对医疗产业的依赖度并不高，出口仅占比2%，进口依赖度略高于出口，对德国、美国和日本的进口依赖度较高，占比约50%。
相比于美国来说，中国对美国的进口依赖度更高，比美国高出11个百分点。应该注意的是，数字反映的问题，往往比其掩盖的问题更多，从民生和安全的角度来说，以上数字并不意味着医疗产业链的回迁对中国经济影响甚微。
中国医疗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2019 年，中国医疗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61万亿元，利润总额 3457 亿元。营业收入占比最高的是化学药品制剂行业，其次为中成药和化学原料药行业。各子行业中，利润贡献最大的依然是化学药品制剂，其次为中成药（图2）。
图2：中国医药工业营业收入结构
资源来源：国家统计局，东方证券
从全球药企的国家数量分布看，我国大型医药企业与美国、日本、德国差距比较大。根据美国医药经理人杂志(PharmExec)公布的2018年全球制药企业TOP50排名显示，美国医药企业数量排第一位，为17家，日本以8家药企位列第二，德国有5家，中国的排名与瑞士和英国并列第六，仅2家企业入围，分别是中国生物制药和恒瑞医药。总体看来，全球制药巨头格局仍然以美、日、德三国为主导。
图3：全球前50制药企业国家分布
资料来源：PharmExec，东方证券整理
整体而言，中国在全球原料药贸易上占比较重要的地位，在中低端医疗器械贸易上也有一定优势，但在医药研发与制造、高端医疗器械上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
医药原料药：目前全球主要的原料药生产国（或区域）共有五个：中国、印度、日本、北美和西欧。西欧是原料药净出口地区，北美为净进口地区，日本则基本实现平衡，中国和印度是主要的原料药生产国，从而也是主要的出口国。
原料药在我国医药产业出口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国内医药行业中在国际上有一定议价能力的领域。印度和美国是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我国大约生产1500多种原料药和中间体，原料药产值占全球一半以上，在全球原料药（API）生产和出口上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印度以及欧洲跨国制药巨头都非常依赖中国原料药。
印度每年要中国进口约170亿元人民币原料药，占其全部原料药进口的43%，其中，许多关键性的抗生素类原料药品种对中国的依赖度近100%。在印度排名前十的制药公司中，有七家对中国的原料药有比较高的依赖。这严重威胁到印度下游产业链的安全，新冠肺炎疫情让该问题更加凸显。
表4：2019年中国原料药进出口主要对象国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
医药研发与制造：全球医药研发主要由大型医药企业主导，2018年，全球药品研发支出共1790亿美元。普华永道发布的全球创新报告显示，全球排名前25强的医药企业2018年研发支出费用最低为18亿美元，最高为108亿美元，平均研发支出为47.84亿美元，平均占营业收入的20%以上。前15大生物制药公司用于新药研发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罗氏（瑞士）108亿美元，强生（美国）106亿美元，默沙东（美国）102亿美元。
我国医药企业研发支出与国际制药巨头有显著差距。根据中国科技部公布的数据，我国医药产业2016年研发支出为359.8亿人名币。根据上市公司年报数据，2018年，我国生物医药类A股上市公司研发支出430.14亿元（约63亿美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2.9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是国内化学药制药研发服务（CRO）类企业主要集聚区，占国内医药研发服务类企业的65%以上，产业园区的发展相对成熟，医疗人才较为丰富。而山东、浙江、北京、江苏则是我国主要的制药企业所在地。
医疗器械：在我国出口的医疗器械产品中，仍以低值耗材、中低端产品为主，产业对原材料和劳动力等低成本要素依赖很大。以按摩保健器具、医用耗材敷料为主的前十大出口产品，占我国医疗器械出口总额的44.5%。进口方面，目前我国医疗器械进口以高端产品为主，如核磁共振、CT、骨科与心内科的高值耗材等高端医疗设备，这些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目前国内产品与进口产品在性能上还存在一定差距。
中国医疗产业贸易结构
2019年，我国医药保健产品进出口总额为1456.91亿美元，同比增长26.85%。其中，出口738.3亿美元，同比增长14.6%；进口718.61亿美元，同比增长42.5%；对外贸易顺差19.7亿美元，同比下降85.92%，贸易顺差下降的主要推动因素是进口规模的大幅增加。
出口方面，2019年我国医药保健产品出口738.3亿美元。其中，西药类产品出口额为411.09亿美元，中药类产品出口额为40.19亿美元，医疗器械类产品出口为287.02亿美元。具体子类别出口情况如图4所示。
整体而言，原料药出口依然是我国医疗出口的主要部分，占医疗产品总出口的45.6%。其次是医疗诊断与治疗设备、保健康复用品、一次性耗材等医疗器械，占比38.8%；具体产品类别上，主要有按摩器具、医用导管、药棉、纱布、绷带、化纤制一次性或医用无纺织物服装、X光检查造影剂、助听器、彩超、注射器、体重计、监护仪和CT。
图4：中国医疗产品出口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东方证券整理
进口方面，2019年我国医药保健产品进口额为718.61亿美元。西药类产品进口额429.4亿美元。其中，西成药进口199.1亿美元，生化药进口122.6亿美元，原料药进口107.5亿美元。中药类产品进口额为21.55亿美元。医疗器械产品267.8亿美元，其中，医院诊断与治疗设备进口占比最大，进口额为186.65亿美元，主要是光学射线仪器、高端介入类材料、医用X射线诊断设备、理化分析仪等中高端产品，反映了我国在中高端医疗机械方面对国外的依赖度还比较高。（图5）。
图5：中国医疗产品进口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东方证券整理
从出口目的地看，2019年，我国前五大出口目的地分别为美国、印度、日本、德国、韩国，占出口总额的43.95%。其中，对美国的出口额为134.97亿美元，占比18.28%。中药类产品方面，美国是第一大出口目的地。西药方面，印度、美国、日本为前三大出口目的地。医疗器械类产品方面，美国也是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对美国出口额为77.48亿美元，占比26.99%。
从进口来源地看，2019年，德国成为我国医疗产品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从德国进口104.3亿美元，占比20%；前五大进口国分别为德国、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占我国进口总额的69%，主要进口产品为医药制剂和中高端医疗器械。总体上，我国医疗产品贸易对象国较为集中，美国、德国、日本、印度和法国贡献了我国医疗产品进出口贸易的一半以上。
2019年，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医疗进出口显著增长，出口总额223.06亿美元，主要出口产品为原料药，出口额128.76亿美元；医疗产品进口总额65.14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医疗器械，进口额30.28亿美元。
值得强调的是，中美贸易纠纷中美国对中国加收的关税将增加美国抗疫的难度。2018年初开始，中美贸易纠纷不断升级，直到2020年1月16号，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签署生效（2月14日执行），但301关税仍覆盖3600亿商品，关税等级分25%和7.5%，其中就涵盖大量医疗物资。
以2017年的数据为参照，301关税覆盖从中国进口的近50亿美元的医疗产品（图6），占所有国家进口医疗产品的26%。贸易战期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部分医疗物资大幅减少，虽然其缺口大多由其他国家补充，但在当前情况下，从中国进口或许可靠性更高。所以，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3月10日和12日宣布，暂时降低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其中包括温度计、洗手液、CT系统等。也可以看出，这些商品都是美国从中国进口量大幅下降的商品。
图6：中美医疗物资贸易
数据来源：PIIE，东方证券 说明：带星号“*”为部分暂时减免关税的商品。
表5：中美在新冠肺炎相关医疗物资中的贸易情况
数据来源：PIIE，东方证券整理
上海市医疗产业结构与贸易情况
2019年，上海市生物医药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1319.88亿元，比上年增长7.3%。增速靠前的是生物、生化制品制造业，同比增长19.5%。得益于上海加大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创新化学药物研发及产业化发展的规模效应，化学药品制剂制造业增长10.6%，居第二位（表6）。同年，上海生物医药制造业资产总计达2210.58亿元，比上年增长8.8%，完成营业收入1376.97亿元，增长9.8%，实现利润总额208.47亿元，增长31.1%。从产业园区集聚的角度看，上海市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区，覆盖了生物制品和高端原料药、创新药物研发、药物制剂、高端医疗器械等产业链环节（表7）。
表6：上海市生物医药重点制造业工业总产值（2019）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表7：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和产业方向
数据来源：火石创造研究院，东方证券整理
过去20年来，全球主要跨国制药公司和医疗器械公司都在中国开设了公司，投建了生产中心和研发中心。上海市在医疗人才、金融资源、公共治理等方面的优势吸引了大量跨国制药企业进驻上海，成为跨国制药企业在中国总部的首选地。
2019年，上海市营业收入十亿元级的医药企业30家，外资企业有18家，占60%，其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4.5%，高于行业平均水平4.7个百分点。近几年，外资医疗企业持续增加在上海的投资。2018年10月，西门子投资30亿元在上海园区新建实验室诊断工厂，将成为西门子医疗在全球首个同时拥有影像诊断与实验室诊断产品生产的综合性创新基地。2019年5月，辉瑞宣布旗下业务部门辉瑞普强全球总部落户上海，这是外资药企首次将其业务板块全球总部放在中国。
目前，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上海西门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帝斯曼维生素（上海）有限公司等外资企业，在医疗产品研发与制造上，依然是推动上海医疗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表8：全球跨国医药企业上海市落户情况
资料来源：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东方证券整理
2019年上海市医疗产品出口290.41亿元，进口1727.61亿元，医疗产品的出口远低于进口规模。其中，出口产品主要是医药品和医疗器械，医药品出口138.12亿元，占总出口的47.6%，包括抗菌素（制剂除外）49.7亿元，医用敷料16.27亿元。进口产品主要是医药品、医疗器械、美容化妆和护肤品，医药品的进口达到925.72亿元，占总进口的53.6%，医疗器械进口407.1亿元，占比23.5%，美容化妆品与护肤品394.8亿元，占比22.8%。
上海医疗产品进口规模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占全国医疗产品进口的三成左右，可能由于上海是主要外资医药企业在中国总部所在地，外资医药企业对国内医疗产品的出口大部分通过中国总部进行，进而反映在上海市进出口数据上。上海医疗产品进出口结构与全国整体结构也有较大差异，医药品进口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原料药出口占比则较低（图7）。
图7：上海市医疗产品进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上海海关，东方证券整理
疫情或加速全球医疗产业链调整
中美贸易纠纷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对中国全产业链都将形成冲击，医疗产业链尤甚。从前文的分析可知，中美贸易纠纷以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有较大比例已经转移至墨西哥等美洲国家、越南等亚洲国家和欧盟等地。特别地，对于那些在中国生产，并以美国为重要出口市场的行业，冲击更为明显，其转移产业链的动机也会更强，唯一不确定的是转移到亚洲其他国家，还是美国本土，但这对于中国而言，并无显著差异。
“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是本届美国政府与外国打交道的重要原则。受疫情冲击，“人民的生命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或又被视为特朗普内阁所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另一宣传口号，这还将成为其说服海外制药企业将产业链回迁美国的道德说辞。
在一次发言中，美国外交部官员就指出，中国制药公司向美国供应了90%以上的抗生素、维生素C、布洛芬和氢化可的松，还有70%的乙酰氨基酚和40%到45%的肝素。3月26日，也就是美国开始采取措施防控新冠肺炎之际，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在给美国卫生部长的信中说：“美国政府必须停止依赖中国和其他外国国家的处方药、医疗物资供应链或任何产品或原料，因为这对我们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推动出台行政命令“要求医药生产链迁往美国”。由此可见，美国已经加强攻势。
另外，欧洲方面也在考虑加强产业链的安全性。赛诺菲（全球前十制药企业）近日宣布，将重新整合其在欧洲的6个原料药生产基地，打造全球第二大原料药公司，目标是2022年达到10亿欧元的销售额；
各国降低风险的政策将对等的提高中国的风险。上述政策主要针对中国原料药市场，以减轻对中国原料药的依赖。中国在全球原料药生产占据主导地位，其主要驱动因素为规模效应和成本优势。这些药物使用量大，利润率相对较低，生产工艺成熟。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和欧洲是全球主要的原料药生产区。主要是出于环保、成本和利润的综合考虑，美国和欧洲的大量企业将部分原料药生产外迁，甚至是退出该市场。未来可能会走“回头路”，在技术上重启原料药的生产完全是有可能的，各国政府可能会通过给予税收优惠、定向购买、补贴等方式来实现。但是，药品生产涉及专利、工艺、原料价格、人工、环保、规模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产业链转移也将是渐进的。
我们的看法是，医药产业链的布局也可能会出现类似于特斯拉的情况：采购全球化+生产本地化+销售区域化化，也就是说，大型医疗企业会出现多中心的产业链布局，但生产很可能的情况是北美、欧洲和亚洲各有布局，每个中心都有一条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彼此之间也会形成互补的关系。这一点，也不局限于医疗产业，任何涉及到大国博弈的敏感产业，都可能如此。
促成这一点的，除了安全上的考虑，还有新一代科技革命，如人工智能等，拓展了资本替代劳动的边界。一方面，中国的劳动成本过去十多年一直在提升，土地成本等也在提升，比较优势在消退；另一方面，经济增速却在下降，而且这个趋势还将延续。当然，由于中国仍然有全球最大的市场，相对经济增速仍然靠前，政策层面对此并不是没有回旋余地。
政策应对
原则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尽快缔结同欧洲、日韩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措施上，扩市场，降成本，补短板，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夯实本土供应链黏性，注重政策连续性，加强专利保护，推动新一代数字和智能技术的扩散等都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除了继续改善营商环境，推进减税降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等方面，结合中国的深度城市化战略，产业升级和动能转换的方向，以长三角为例，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无论是维护中国在现有产业链中的既有地位，还是争取在新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关键是基础性技术创新。
这需要提高基础研究投入，鼓励自主创新。不仅是医疗产业，中国在多个产业的高精尖技术领域仍较国外有差距，在大环境已经改变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才能继续缩小与国外的差距。过去的政策的思路是“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做企业的思路是“拿来主义”并将其中国化，还是一种学习和模仿的思路，而且都处于创新周期的末端。对于追赶，学习和模仿正式后发优势的体现，但它不适用于赶超。所以，未来需要加强上游的基础科学和基础研究。
一国处于产业链的何种位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创新周期中的位置。从经典的微笑曲线来看，中国的增加值占比之所以一直很低，原因就在于既没有自主创新，又没有自主品牌。所以，在创新方面，要回到“自力更生”的路上。由于基础研究和基础创新是高投入、产出不确定和正外部性的领域，所以也是政府应作为和可作为的地方。
建议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规划中，应更多发挥区域和多主体协同优势，在基础科研方面，可由政府牵头，企业、高校和智库共同参与，设立基础科研专项基金和产业引导专项基金，利用杠杆效应放大吸收动员社会资金，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提高从科学知识和发明向创新的转化效率，避免资金的分散化和重复投资。
第二，加强同国外科研院校和药企的产学研合作，重点引进和培养本土医疗产业高端人才，加大相关人才甄别和引进力度，吸引华人科学家和生物医药领域优秀他国人才定居上海和入籍中国。
在科研项目合作上，少务虚，多务实，在论文发表和专利申请上，也要从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政府可牵头搭建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平台，成立专项孵化基金，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利用目前仍然存在的跨境并购机遇（美国外），尽可能储备一批拥有核心技术估值合理的海外企业，推动市场化的海外并购基金加快行动。利用科创板等资本市场工具全力支持优质医药企业上市融资，做大做强品牌，同时完成私募股权投资的退出，进行新一轮更大规模和更高此次的投融资循环。
第三，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是企业进行产业链布局的变量。
中国适时提出“新基建”的概念，并明确了其范围。这是服务于未来的产业链布局的，其背景在于，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科技浪潮爆发期的前端，基础设施会进行一轮更新。我们建议，由上海牵头，携手浙江省、江苏省和安徽省，向全球投资者发行多币种（以人民币为主，美元、欧元和日元为辅）、多期限（3年、5年、10年或者更长）市政专项债，用于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面向未来的高科技产业链布局。其中部分可以投向公共服务尤其是医疗健康领域，利用自贸区开放环境和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创新环境，可以建立医疗医药服务创新区，比照海南自贸区等的政策支持力度，来创造市场制造需求，从而吸引企业留住企业，完善产业和行业。
长三角地区腹地广阔，民众社会相对富裕实力雄厚，消费升级需求巨大，城际交通网络、公共服务网络（尤其是医疗、健康、养老）的建设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一方面可以开放更多的市场准入让民间资金可以加入进来分享机遇，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顺势引导，发挥市场秩序维护和基础投资引导的作用，可以面向全球投资者发行多币种专项债。这方面上海有诸多优势：海外负利率环境下，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吸引国际投资者，避免对国内可贷资金的挤占；助力上海自贸区金融政策落地，扩大人民币资产池规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吸引外资，减轻外汇储备压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离不开高能级、综合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向全球发行人民币债券，有助于提升本区域金融机构能力，打造航母级投行，提升上海金融定价权。
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志骞为东方证券博士后，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