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分钟卖10亿，1小时卖100亿。
这不是李佳琦的直播间，而是上周蚂蚁金服的基金。即便只有10%的基金配比，蚂蚁金服的五支战略配售基金依然在几日内售罄，场面堪比“双十一”。
——原因无他，蚂蚁金服的上市，要“批量生产”亿万富翁。
这场堪称人类史上最大的造富运动，一下子就能造出1万个身价1.24亿的亿万富翁，或者10万个身价1245万的千万富翁。
更诱人的是，这次上市就在国内，国人第一次离“300亿的大项目”这么近，人人都想分一杯羹。
相比于蚂蚁金服“滔天巨浪”般的关注度，“新浪私有化”这则新闻，就好像一个小石子被丢进大海，没引起多大的水花。
9月28日，有消息称新浪将在明年年初完成私有化，进而退市。
确实，如果把拼多多、蚂蚁金服看成“中国第三代互联网企业”，把BTA（百度、腾讯、阿里巴巴）视为“第二代”，那新浪这种“第一代”的老古董，早已不是话题的中心。
第一代中国互联网人的记忆，开始于1997年。
那一年也是中国足球最好的时代。1997年，那支号称“史上最强国家队”的戚家军，在大连金州体育场，迎战卡塔尔国家队。
赛前，国足和球迷的想法都一样，必胜。
场边有个9岁的小球迷。他的父母在他的央求下，从福州赶往大连，带他现场观看这场比赛。小球迷还特意在衣服上，缝了一面小国旗。
一下飞机，一听这一家三口的南方口音和打扮，大连人民就明白他们是来干什么的。一路上，9岁的小球迷感受到了大连人民的热情和善意。
结果，那场比赛中国队输了。那天，大连的餐馆，甚至都不敢提供啤酒，也没人在聊足球。
回到福州的家里，小男孩细心收起了球票、国旗，还保证要乖乖吃饭、好好做作业。
还说等到2001年时，再去大连。
男孩的父亲看到孩子懂事的样子，再想到国足的失利，连夜写下一篇《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
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个叫做“四通利方体育沙龙”的网站。短短48小时，就有两万多次的阅读——那时全中国的网民，可能都不到10万。
当时的网站，一天只能保存300个帖子。为了防止这篇文章被删，有60多人自发写信给《南方周末》，希望他们转载这篇文章。
几天后，《南方周末》转载了全文，并且保留了作者和出处。那是公共视野第一次看向民间，而民间的阵地，就是互联网。
有了群众基础的四通利方，为了扩大用户群体，开始把新闻，作为网站的首页。而体育板块，只作为新闻下的一个子集。
用这样的方式，四通利方“24小时滚动”地报道了法国世界杯。
这，也是中国门户网站的雏形。而四通利方，正是新浪的前身。
2000年，新浪在纳斯达克敲钟上市，拉开了中国新经济公司赴美上市潮。
2020年，新浪宣布私有化，将从纳斯达克退市。
这20年，既是中国企业赴美淘金的历史，也是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史。而今，这段历史的上半部，即将完结。
01
1998年9月26日，位于北京海淀区知春路的皇冠假日酒店，31岁的王志东第一次见到了姜丰年。
王志东是中关村传奇的“神童”程序员。
22岁时，他独立研发出国内第一个Window中文平台，26岁创立四通利方软件公司，推出了中文操作系统 RichWin，取得全国微机中文平台预装软件80%的占有率，名噪一时。
姜丰年则是来自硅谷的老炮儿。
长居美国的他，早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创办的华渊资讯网站，发展为国外最大的中文网站，注册会员多达19万人，日最高访问量突破了100万人次。
两人见面后，王志东自带技术宅的腼腆，而姜丰年更加外向善言，但两人很快惺惺相惜，他们的理想不谋而合——创办全球最大的中文网站。
两个月后，12月1日，在王志东31岁生日那天，一场名为“利方掀起新浪”的发布会在北京凯宾斯基饭店内举行。
四通利方公司宣布：已成功并购华渊资讯，并开始建立全球最大的中文网站——新浪网。
新浪就这样诞生了。
日后王志东回忆起这段经历，提到，“（我和姜的见面）绝对属于一见钟情的那种。”
这份“情”的“聘礼”，是2500万美金——3个月后，一笔高达2500万美金的巨款打入新浪的账户。投资方是包括高盛银行在内的世界知名投行。
这是国内公司，获得的最大的一笔投资。并且，这笔投资还来自于海外。
在那个年代，互联网的概念，在人们心中仍然模糊不定，更别提有人会投资了。
事实上，这也是王志东如此“肉麻”的原因，没有姜丰年，新浪也拉不来融资。
而新浪，太缺钱了。
在1996年，国家科委和北京市经贸委批准了四通利方两个项目，并愿意提供2000万人民币银行贷款。
手续全办完了，但就是贷不出来钱。银行给的理由是，软件在国内没办法评估。也就是说，你没有抵押物。
银行问王志东用什么抵押，王志东说了句，“用这帮人的脑袋”。
他说的一本正经，银行的人以为他在开玩笑。到最后，王志东的贷款申请也没有通过。
海外融资，是唯一的办法。
有了钱的新浪，支出也变得大了起来。1999年3月，新浪请“凤凰卫视一姐”吴小莉作客了直播间。
2万多人同时涌进直播间时，新浪崩了。这场直播，还没开始，就在网友们的骂骂咧咧中结束了。
这件事之后，新浪每年给中国电信1000多万，租用了300兆的主干网带宽；又花了几千万，购置了各种服务器、网络交换机等设备。
钱向纸片一般花了出去，换回了一个结果——无论你在中国的哪个地方，访问新浪网，绝对是最快的。
1999年10月，新浪又完成了6000万美元的投资。但与此同时，网易和搜狐，也在崛起。
抢在他们之前上市，新浪才是中国互联网，真正的“门户”。对于新浪而言，上市，刻不容缓。
但是，A股是审核制，审批最快也得一年。
而大洋彼岸的美股，是注册制，4个月就能走完全部的流程。
周鸿祎曾用“两军抢山头，谁先爬上去，就可以架起机枪横扫对方”来形容上市的重要性，而王志东做噩梦都担心自己是被枪凸凸下去的那一个。
更重要的是，A股要求上市公司账面上盈利。最近三年净利润累积超过3000万，你才有上市的资格。
换句话说，你自身需要已经是个高富帅，才能迎娶A股这位白富美。
但美股不对企业盈利作出硬性规定，更看重企业规模及未来的发展前景，只要企业有核心竞争力及持续经营能力，就能上市。
离咱们最近的例子就是京东。
从2004年进入电商，年年烧钱，年年亏损，2014年上市，继续亏损，一直到2016年的第四季度，才终于开始盈利，但依旧不妨碍它成为电商巨头。
并且，美股认可同股不同权。这样极大保证了创始人对公司的控制权。
总之，A股只认高富帅，而美股相信屌丝逆袭。
王志东决定带着新浪，在美股上市。
但这同样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那时的中国不允许私营企业去海外上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浪设计了一个叫VIE结构的东西。中文叫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
听起来很复杂，更直白一点，就是“海外借壳”。
内地公司A，在海外（开曼或者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一家壳公司B，B与内资的公司A签订一份几十年的协议，将A所有债务和权益都转给B，B以此在海外上市。
毫不夸张地说，VIE模式，打开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门。
2000年4月13日，新浪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了中国几大互联网最早赴美上市的公司。
当时的纳斯达克正遭受股市的巨大震荡，英特尔、微软等公司市值暴跌，然而这支来自中国的股票却一反常态，如坐上火箭般一路上升，最高冲到一股50美元。
半年后，网易、搜狐也相继在美国上市。中国三大门户网站，都迈出了成为国际化公司的第一步。
很快，互联网泡沫破裂。短短3个月，纳斯达克指数暴跌77%。全球至少有4800多家互联网公司相继倒闭。
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也很惨——新浪股价从55美元跌到1.6美元，被划为“垃圾股”；搜狐股价从13美元跌到0.8美元；而网易，市值蒸发了90%。
但正是靠着上市时的融资，这三家公司扛过了这一轮洗牌，活了下来。
于是当2003年形势刚有好转，携程网就马不停蹄地赴美上市。
2005年百度在美国上市，融资多达1.09亿美元。
随后，搜房网、京东、迅雷、人人、智联招聘，陌陌、网易、唯品会……但凡是有所耳闻的互联网企业，都选择在纳斯达克敲钟。
那时候，能在美国上市，就是对公司实力，最好的证明。
中国公司纷纷赴美，就连纽约时代广场的那块大屏广告投放的价格，都翻了几番。
在中国市场不被看好没关系，美国投资人会看好。无数中国互联网人抱着“淘金梦”，纷纷扎进纳斯达克。
02
在这种赴美狂热下，腾讯是个异类。
2004年，腾讯在谋划上市时犹豫了——
去美国还是香港？
如今的港交所，已是世界上科技公司上市融资规模最大的交易所，但倒回20年，连纳斯达克的尾灯都追不上。
当时在香港市场充斥着低市盈率的传统企业，几乎没有互联网科技公司，融资能力不敌美国几十分之一。
但腾讯没有立刻去美国是因为——
它的商业模式，在美国找不到一个可类比的标杆企业。
也许现在听起来有些费解。
但当时的现实令人无奈，中国人想要得到美国投资人的钱，就得讲一个符合美式逻辑的故事。
新浪上市，讲的中国版“雅虎”的故事；
百度上市，讲的中国版“谷歌”的故事；
阿里上市，讲的中国版“亚马逊”的故事；
爱奇艺上市，讲的中国版“奈飞”的故事；
b站上市，讲的是中国版“油管”的故事。
.........
所谓的“故事”，就是在美国成功的案例，然后在中国复制一遍。
但美国的所有即时通信工具，什么ICQ、MSN，美国投资者也不知道它们该怎么赢利。
腾讯的“故事”，在美国没有成功过。
这就难为了美国投资人。
骄傲的美国人那时普遍认为，“所有的互联网创新都应该首先出现在硅谷或波士顿六号公路，而全世界其他地方无非都是对美国式创新的一种回应。”
显然，代表最高水平的他们，不愿意为一个中国人的故事买单。
而对于腾讯来说，香港更接近自己的本土市场，香港的股民显然比美国人更了解腾讯，对于“没有故事”的腾讯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
最终把马化腾推向香港的原因还有一条——员工期权激励的兑现。
在腾讯成立的早期，马化腾曾向当时的骨干成员承诺一定数量的股票期权，也就是答应未来某个时期将股票卖给员工。
马化腾希望这个时期能够是上市前，这样在公司上市后，随着股票上涨，员工能获利最大化。
尽管这一行为，在内地和香港是被普遍接受和认可的。但在美国，它被视为被一种“有损于公司利润的不恰当行为”。
这些中西方之间统统的“文化差异”，最终让腾讯选择了香港。
（16年前，“腾讯五虎”在港交所上市）
这个抉择的片段，也在后来各种“腾讯史”中，频繁出现。
事实上，让马化腾选择港股的另一个原因，是大洋彼岸的中国企业，纷纷遭遇了“水土不服”。
2010年，中资企业赴美上市达到一个高峰，该年有超过40家中资企业赴美IPO，而大规模的中概股赴美上市，引来了做空机构的围猎。
4月份，浑水做空机构横刀杀出。
它抛出一份长达近80页的报告，质疑东方纸业财务造假。这让东方纸业接受了长达三年的非正式调查，严重影响了公司正常经营，期间股价跌幅超80%。
随后，绿诺国际、中国高速频道、多元环球水务都受到了浑水的狙击。
一年后，浑水建议投资者“强烈卖出”分众传媒。
消息一出，美股市场纷纷抛售分众传媒的股票，当天股价暴跌四成， 短短一周之内股价蒸发15亿美金。
一时间，中概股人人自危。
（浑水创始人卡森·布洛克）
同年，浑水又猎杀了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傅氏科普威和在加拿大上市的嘉汉林业。
不仅是浑水一家公司盯上了中概股，另一家香椽公司也闻风赶来。
香椽半个月内接连两次发布报告，大肆宣传奇虎360的股价被高估，并质疑其盈利模式。
短短一年内，多达67家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遭到做空机构的公开质疑，类似浑水、香椽这样的做空事件如泉水般涌现，而中概股在这张战役中损失惨重——46家中国概念股被停牌和退市，数千亿美金凭空消失。
这让中概股元气大伤，集体蒙羞。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长期以来，许多中国企业挣破了头想到美国上市，想要追求更大的利益，然而进去之后才发现，自己处在多角度聚光灯的照射之下，一旦有违规动作，监管机构立即出击，毫不手软。
上市就跟入学考试一样，美国是“宽进严出”，上市挂牌门槛比较低，但进去以后是严格规范要求。
美股这片丛林虽然资源广袤，但自己也会一不小心就变成为猎物。
遭受频频做空的影响，一些中概股不约而同的想回家了。
这时，他们把目光放回了香港。
03
最近20年，香港几乎与“互联网”绝缘。
作为全球第三大、亚洲首屈一指的世界金融中心，繁荣的香港为何会和这波本世纪最大的红利擦身而过？
要回答这个疑惑，我们需要将时间拨回2013年。
那年，阿里巴巴本来计划在香港首次公开上市，结果因为不可磨合的分歧，双方无奈分道扬镳。
这个分歧，就是阿里合伙人制度中“同股不同权”的概念。
同股不同权是个啥？其实很好理解。
科技类的公司往往需要大量融资，也就是卖自己的股份给股民，这样创始人的股权被不断稀释，上市前股权40%，上市后变10%。
这样带来的副作用是，创始人很可能会丧失投票权，甚至会被其他股东或者融资者合起来踢出局，白忙活半天，上市后公司跟别人跑了。
而在美国上市，存在同股不同权。
创始人在拥有股权的同时，还拥有相当大的投票权，比如刘强东在京东的股权只有15%，但是投票权近80%，马云只有阿里8％的股权，也仍然具有绝对控制权。
股权少，但话语权大。
对于“合伙人”的重要性，马云曾这样说道：
“合伙人，作为公司的创始人，业务的建设者，文化的传承者，同时又是股东，最有可能坚持公司的使命和长期利益，为客户，员工和股东创造长期价值。”
但香港，不接受。
一年后，大鱼西游。被香港拒绝的阿里远赴纽交所，融资218亿美元，当天公司市值就飙到2314亿美元，一举创造了史上最大IPO的记录，超过脸书和亚马逊，成为仅次于谷歌的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公司。
这张照片后来在互联网广为流传，背后却是港交所的失落和懊悔。
阿里给美股带来的巨大利益和成功，让港交所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外界纷纷投来质疑，甚至把这次称为“香港证券业的耻辱”。
从那以后，对于是否要改变“一股一票”，香港开始认认真真地把它放到议程上来，管理层细致入微的探讨可能性，多方积极交涉，讨论了整整三年。
三年后，2015年6月，在全世界的投资者和全亚洲公司万众瞩目的期待下，香港证监会发表声明——其董事局一致决定，仍然不支持以不同投票权架构在港交所上市的建议草案。
这让外界骂声滔天。
直到2016年，马云依然念念不忘抨击港交所的监管条例已经过时。
他认为，港交所的那一套都是互联网时代之前制定的，针对的显然是房地产开发商、银行、大型零售商，而不是科技创业公司。
2017年，搜狗赴美上市时，张朝阳也话中带着责备和惋惜，明确表示选择纽交所，恰恰就是因为香港双重股权制的缺失。
回过头来看，香港错过的不仅是一个阿里和搜狗，而是那一大批中国互联网企业的上市浪潮，和一浪又一浪奔涌向前的浪潮所迸溅出来的巨额互联网红利。
这些统统加起来，香港痛失了一个时代。
在惨淡的2012年，港交所只有64家公司IPO，主板、创业板分别为52家、12家。
经营惨淡下，港交所痛下改革的决心。
2018年4月，港交所推出《主板上市规则》改革，规则表明：允许“同股不同权”架构的公司在港交所上市。
不破不立，接纳了“同股不同权”后，香港被盘活了。
小米成了第一条回来的大鱼。2018年7月9日，小米赴港上市，成为香港第一支同股不同权的上市公司。
创始人雷军持股比例31%，但拥有57.9%的投票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雷军赴港交所上市敲钟）
香港本身有“对外金融窗口”的特殊地位，不仅方便大量境外投资资金，还能活跃着大量大陆投资者。
对资本来说，哪里可以融到资金，哪里就是好地方。更何况是制度改良过的香港。
2018年，港股不出所料的迎来了一个内地科技股上市高峰期，美团点评、同程艺龙、平安好医生以及映客等互联网公司纷纷在港股上市。
港交所一下子成了香饽饽，最热闹的时候，一天8家公司同时敲锣。
上半年，20家内地互联网公司上市成功，8家在美国、12家在中国香港。
对回港二次上市的企业，港交所在申请流程和信息披露等方面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便利：
企业上市申报时可以直接采用美国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
可申请豁免披露部分财务信息；
企业可采用秘密申请程序。
当时业内就不少人在说，这是在香港在为阿里的回归而铺路。
后来果然不出所料。
不出几年，2019年11月，当年抱着遗憾失之交臂的阿里巴巴，重回香港二次上市，通过二次上市，再次融资扩大现金流。
回到香港的阿里，来势凶猛。当日，阿里巴巴以187港元开盘，股价曾飙涨至发行价3倍，市盈率一度超300倍，市值达4万亿港元，募资约880亿港元，超越腾讯成为当年“港股新股王”。
二次上市的阿里在港股的火爆表现，让更多中概股蠢蠢欲动。
加之今年4月瑞幸咖啡的自曝造假，爱奇艺、跟谁学、好未来再次成为做空目标，引发了第二次中概股信任危机，更加速了中国企业的回归。
就在今年上半年，京东、网易也纷纷回到香港交易所二次上市。
上个月末，中通快递也在港交所主板正式挂牌，同时传出消息的还有携程、拼多多。
开始提到的蚂蚁金服，更是作为全球最大IPO，最快在这个月就同时登陆港交所和上交所。
同时，纳斯达克对中国企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2020年4月，美国证监会主席Jay Clayton等人在官网发表联合声明，将“矛头”对准整个新兴市场，并且多次将中国市场单拎出来举例，并重提无法获得中概股公司审计底稿的潜在风险，传递出非常明显的警告信号：
投资人需要警惕来自中国的上市公司， 不要将资金投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股票。
今年5月，美国参议院再次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释放了更消极的信号。
该法案要求如果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连续三年无法对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检查，发行人的证券将被禁止在美国交易所进行交易。而这在中国并不做要求。
一旦该法案生效，中概股公司必须证明自己没有被中国政府控制，而且必须让美国审计公司审计财务状况，后者是中国法律目前不允许的。
5月4日，美国更是打算禁止联邦养老基金对中企的投资。
该计划面向全球投资的股票多达3000多只，其中投资的中国企业为196家，主要是美股中的中概股，比如阿里就占了4.25亿美元。
这些无疑会让中国上市公司感到担忧。
在中国拉和美国推的情况下，更多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开始选择在港交所上市，而不是纳斯达克或者纽交所。
更多优质的中概股回归港股，对香港的良性循环。
2019全年，港交所实现净利润93.91亿港元，创历史新高。
2020上半年，香港总共有64家新股上市，募集资金总额达到875亿港元，较去年同期上升22%，已成为纽交所目前在世界上的最大对手。
这些是短期内的机会，长远来看，中概股如果持续回归，能够提振港股的估值。比如当年在港股低调上市的腾讯，如今股价已经涨了500多倍。
新经济龙头的回归，让港股重获新生。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趋势正在发生。
中国证监会前段时间发布公告，对红筹企业（中资持股比例超过35%的港股上市企业）回归A股的条件作出调整，按照新要求：
市值超过2000亿人民币的企业，可直接回归。
而那些市值在200亿到2000亿之间的企业，如果拥有自主研发、国际领先技术、科技创新力较强、且同行业竞争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也可回归A股。
相较于360花费将近3年的时间才重回A股的经历。回归A股的门槛，在不断降低。
为了应对中美关系的转变，国家一方面推动中概股回香港上市，一方面A股也一直为中概股们回归铺路。
多年来，我们对A股的印象一直都是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市场化，但2019年是一个分水岭。
这一年，A股科创板率先试点采用注册制。
从2020年开始，主板企业也会逐步采用注册制上市。
采用注册制，企业大概6个月可以完成上市，而且不再需要去走繁琐的审批，按照规则做好申报即可，这样优质企业可以快速上到主板，获得资金支持。
比如之前在上交所科创板的中芯国际，创下了目前最快的上市纪录，从申请受理到上市交易，只花了短短46天。
同时，A股也在逐渐完善退市制。
众所周知，A股低到离谱的退市率，一直为人所诟病。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国的股市充斥着垃圾公司，以及很多垃圾中的战斗机。
退市制度完善的股市，能够通过严格的退市制度把这些骗子和垃圾及时清理出局，让真心想干事且有能力做成事的企业顺利进来，并且把市场资金配置给这些企业。
注册制和退市制度两手抓，两手推动，可谓双元驱动。
从小了说，这个趋势说明了我们的投资者未来可以更多参与到自己国家的互联网企业和成长型公司，共享发展红利。
从大了说，中国加入WTO将近20年后，我们自己的金融市场已经逐渐羽翼丰满。
这一系列改革，逐步完善我们自己的融资机构，把中国这样一个强大体量的东方经济体，从美元霸权和不可控制得美元铸币税中解脱出来。
这些，和那些国之重器一样，都是底牌。
尾声
《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的作者，叫做“老榕”。
当时，全中国的球迷都在打听，这位写下“中国足球第一博文”的大神，到底是谁。
与此同时，一个叫做王峻涛的人去往北京，成立了一个叫做“8848”的网站。
这是中国第一个电子商务网站，那时的马云，还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发广告。
“老榕”，就是王峻涛。
有人说过，“老榕不死，马云不出”。而中国互联网企业，也就是在这样的竞争与淘汰中，不断发展，不断壮大。
潮水有涨有退，但永不停歇。
20年前，新浪在美股上市，开始了中国互联网公司们远渡重洋淘金的风潮。纳斯达克，成为了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圣地”。
如今，新型科技公司们在国内的重要性节节攀升，而承载它们梦想的土壤也在变得肥沃。就在刚过去的9月，A股上市公司数量已悄无声息的突破4000家。
潮水不会停歇，但潮水的方向，已经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