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号入座的情绪总能让表达欲分外旺盛，状况频出的大厂员工和意外殒命的外卖骑手，几乎同时上了热搜。

但大部分人开喷之前，未必找准了自己的社会站位。

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随机抽取7万份样本，推算出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有5.47亿人，1000-1090元的是5250万人，1090-2000元的有3.64亿人，这10亿人无疑是低收入群体了。

月收入在2000-20000元之间的有4.38亿人，可以看做橄榄型社会的中坚力量，但阶梯跨度过大，参考意义并不高。

月入2000在北上广深就是温饱水平，这个中产简直低到尘埃里了，月入2万还要看年龄，看城市，看贷款，看资产，看健康状况，看家庭结构等等。

网上有项调查，京沪家庭年收入多少才算中产。

32.2%的人觉得在80-120万之间，31.2%认为是50-80万，26%认为是120万以上，只有不到10%的人认为落在30-50万这个区间。

在“人均985、年薪百万”的知乎，也有人发问，上海7套房，无贷款，外加现金股票6000万，算不算中产？

真不全是凡尔赛的炫耀，多少也有自我认知的茫然。

以猝死的大厂女生为例，据说就拿了150万元的package，死于保安之手的外卖骑手，每天80多单也是月入破万，都是有底气的打工人。

但他们有多少中产的优越感和安全感？

中产一词最早源于亚里士多德，但他的中产只是一个财富概念，没有其他内涵。1912年德国学者莱德勒把白领称为“新中产阶级”，就比较接近现代范畴了。

真正定义新中产和老中产的是美国学者赖特·米尔斯。

他把农场主、小商人和小业主称为老中产，把办公室文员、职业经理人和其他新兴职业者统称为新中产，这个分类也适用于后来的互联网。

老中产数量庞大，新中产充满时代优越，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2005年社科院出版《中国中产阶层调查》，作者周晓虹访谈了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五大城市的3000多份样本，其中85.5%的受访者觉得自己是中产阶层，只有极少数自认是富人或穷人。

中产自我感觉良好，其实不确定性极高。

1、收入

新中产大多是互联网原住民，前有996福报，后有35岁大限，上有老板PUA，下有苏享茂式情感陷阱，后半生的安全系数不高。

2、资产

新老中产都不在舒适区，老中产房东化，用房子收割新中产，后者套现之后也变成老中产，但大家的资产配置过于集中，未来能否跑赢大盘，谁都心里没底。

吴晓波的《2019年中产白皮书》认为新中产家庭年收入20万元起步，净资产中位数是317万元，一线城市高达477万元，平均负债是112万元。

胡润的财富榜单标准差不多，中产的净资产至少300万起步，而且配置必须合理，股票、债券、基金、保险、古董、艺术品、珠宝等等。

光凭几张房奴证书，潇洒不起来。

3、预期

社会生态加速进化，锤爆了正常的人生预期，老中产不知房价是否崩盘，新中产不知比特币能活几年，快递员、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新技术取代。

4、负担

从2017年度的人社部统计公报可知，2018年个税起征点调高到5000元，纳税人数从1.87亿下降到6400万，占就业总人口的15%。从公共财政角度而言，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从个体家庭角度而言，他们是付出最多的群体。

5、生活状态

知识型劳动或技能型劳动，曾经的风光都被互联网消灭了，新中产的工作强度与体力劳动者无异，只是场景不同而已。

新中产门槛无限拔高，个人感知却被消费主义极度弱化。

现代社会物质富足，创造了大量公共消费品，普通人的获得感空前增加，每个人都可以用网红甜品犒劳自己，从而在整个下午享受多巴胺带来的幸福。

原本用来识别身份的个人标签也被淡化了。

封建时代，服饰可以区分阶层；工业时代，流水线的员工统一着装；即便今天，曹德旺那样的老板仍然相信秩序出效率的逻辑，但互联网让码农的工作和生活个人化了，大型券商也不一定非要西装革履。

消费下沉和普世化非常明显。

路边的麻辣烫、卤煮火烧、打边炉、羊肉泡馍、煎饼果子，不仅三教九流喜欢，开豪车的成功人士偶尔也会捧场。

富丽堂皇的SKP，顶多对外卖小哥不友善，却不会将普通人拒之门外，宜家和星巴克，不会驱赶蹭空调、占座位的大爷大妈。

这就模糊了我们的自我认知。

如果你称赞一个朋友是中产，人家多半不承认，但你换个方式，问他为什么用便宜的小米手机，他铁定挂味了：老子买十个苹果也富余，爷就是不想被收智商税而已。

我们可以自谦，但绝不允许旁人看轻。

所以互联网创造新中产，只要创造中产心态就行了。

清人李渔写过一本书叫做《闲情偶寄》，他说穷人之乐，“无他秘巧，亦止有退一步法。我以为贫，更有贫于我者；我以为贱，更有贱于我者……”。

翻译成人话，只要有合适的对标，就能收获鲁大师的精神胜利法。

至于富人，李渔认为是“悦色娱声,眠花藉柳,构堂建厦,啸月潮风诸乐事,他人欲得,所患无资,业有其资,何求弗遂?”

这里你注意李渔描绘的几个典型场景：

悦色娱声，指的是享乐消费；

眠花藉柳，是下半身享受；

构堂建厦，有钱必须繁荣房地产；

啸月潮风，可以理解为睡到自然醒的状态，现在叫财富自由；

这样说来，有了物质+精神的场景感知，就有中产心态。

过去中产的超前消费只有车子和房子，日常消费很难加杠杆，但互联网通过海量数据和精准匹配，就能让我们手里并不富余的闲钱回流到经济大循环中。

因为互联网产品学首先是心理学，洞悉新中产想消费又不敢花钱的心理，先用免费和低价，把花钱变成习惯；再用流量刺激消费主义，触发从众心理；然后用消费贷撬动可支配收入，给人生加杠杆。

三位一体，成功解锁了消费封印。

社交关系链则推动了越级消费。

中国人讳谈收入，却重视消费的心理暗示，按麦肯锡今年4月的数据，中国贡献了全球奢侈品消费的三分之一，其中28%由90后包办，小红书和朋友圈的艳羡目光是高消费的重要推手，也是凡尔赛文学的心理基础。

互联网最复杂的工作是创造有美誉度的身份加持。

十年前你问中国孩子的理想，大多数人会说是明星、老板、医生、白领、老师、公务员、飞行员、科学家等等，这些职业的共同点是什么？有钱、稳定、受尊敬，是岳母的最爱。

现在价值观变了，网红成为新宠，流量放大了塔尖群体的幸存者偏差，聚光灯之外的小人物都被自动过滤了，新的财富示范效应迅速形成。

你在抖音、快手、B站可以经常看到，直播半年就买房的自我宣示，以流量引导关注，以粉丝变现财富，这一步互联网做到了。

互联网把头部网红变成顶流，跻身富豪阶层，把腰部网红变成新中产，在不改变分配机制的前提下，直接把情绪变成了价值。

但现阶段流量网红的公众美誉度不高，李佳琦、杨超越以特殊人才落户上海，争议不少，甚至丁真爆红，都不是没有反对派。

批量生产网红很容易，重塑审美和价值观需要时间。

当年王朔说：所谓成功，不就是有钱，让傻X知道了吗，这话不全是对屌丝的蔑视，顺便也喷了成功者。

傻X都知道你有钱，说明炫富太没技术含量了。

蒋方舟在《圆桌派》上说“跑马拉松的中产是无声的广场舞”，听得窦文涛、梁文道、马未都一拍大腿，老文青不讨厌有钱，讨厌的是自以为符合身份的外化方式。

用佛家的话说，着相了。

但互联网反转了这种文化差异。

不仅中产要有符合身份的生活方式，连穷人也要精致穷，钱就是消费品，你的钱怎么花，旁人无权干涉，人死了钱没花完才是最可怕的。

过去的中产要有一张马术或高尔夫会员卡，新中产宁可窝在家里打一盘游戏；老中产准时欣赏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新中产只要年会上有苍老师就兴奋莫名，手机里从不缺小姐姐。

在精神属性上，王朔就觉得中产阶级应该安于现状，尊重既有社会等级和道德规范，互联网信奉的则是屌丝逆袭那一套。

某广告说，“生命应该浪费在美好事物上”，快手说，“不要忽视追求生命中最美好事物的年轻人”，问题在于什么是美好事物？

祭出这么虚无缥缈的意象，说明互联网察觉了传统中产的易碎。

每次各种财富榜单一露面，评论区就少不了“被中产”，“被平均”，“抱歉，我拖后腿了”之类的跟贴，说明公共数据与个体感知的差异。

码农是互联网当红炸子鸡，也是新中产主力军，去年招聘网站的数据显示全国码农的平均月薪是14410元，但人家自己未必觉得是中产。

一是有效赚钱时间太短，35岁出局是大概率事件。

二是生活质量不高，没工夫培养高雅嗜好。

三是工作不高光，996、715、大小周、白加黑，总会找上你。

四是身体很悲催，亚健康跑不了。

再比如公务员。

工资不高，福利不少，工作清闲，岳母满意，经常被实名羡慕，但也可能失去了赚大钱的机会。

还有工人老大哥。

时光倒流50年是人人羡慕的好工作，如今避之唯恐不及，工匠精神永远受欢迎，但工匠从来不是一个好职业。

赚钱最难的穷人最爱冲动消费，完全不惧黑天鹅事件。反正时代进步，有我一份；真要房价崩盘，大家重新开始，怕个球。

反倒是新中产特别依赖一个稳定持续的经济格局，知识储备跟不上技术迭代，只好痛饮鸡汤，花钱自嗨，成为奋斗逼。

互联网给予的同时，也在索取，而且未必是等价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