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互助，这一自出世起就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平台终于步入了死胡同。

4月30日，小米互助发布公告称，综合考量行业趋势和业务发展等因素，小米互助将于2021年5月14日24点正式关停。这已是继美团、水滴、轻松、悟空以来的又一次关停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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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互助排队关门

2015年，各类平台不断涌现。借助互联网生态的崛起，网络互助在最初几年野蛮生长，数量最高时多达300余家。

2018年年底，以支付宝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开始入局。2019年网络互助行业再度掀起热浪，滴滴、苏宁、360、美团、新浪、小米等众多互联网企业相继入局。

在网络互助平台井喷式增长的同时，行业弊病也愈发明显。分摊费增高、患病拒赔、随意制定规则……用户最初的热情被消磨殆尽，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退出。

如今，互助计划参与人数不断下降。面对商业价值消失的风险，企业纷纷关停。

各大头部网络互助平台或因人数过少、或因业务调整、或因偏离主业和逆风险增加纷纷加速关停，相互宝、水滴互助和轻松互助三大头部平台，如今只剩相护宝踽踽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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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保险，非公益

网络互助界限模糊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算是对网络互助平台最恰当的形容。既想采用公益的形式在网络上互帮互助，又要承担一定的运营费用，这让网络互助陷入极度尴尬的境地。事实上，带有公益性质的众筹平台早已蒙上了“商业”的影子。

互联网互助平台需要足够的参与者来维持整体赔付状态的稳定。在网络互助起步阶段，很快就聚集了诸多互联网玩家和上亿的参与者。如今参与人数不断减少，截至2021年3月20日，相互宝大病互助计划参与人数仅8995万人。

另外，网络互助用户的价格敏感性高，人均分摊金额快的速提升导致了平台参与人数超预期脱落，这个现象在相互宝尤其明显。2020年11月，相互宝第一期的分摊人数为1.058亿；到了12月，分摊人数已经下降至1.022亿；而到了今年1月份，第一期分摊人数又降到了1.01亿。两个月的时间，已相继有400多万人退出。

相互宝大病互助计划参与人数和人均分摊金额

“互助无法实现盈利，商业转化不可持续”，网络互助“尴尬”的点正在于此。如果监管越来越严格，就会与保险的模式越来越像；而放任不管，就会考验到参与者对于网络互助平台的信任度。

然而，人性经不起考验，平台经不起折腾。如果持续下去，这对用户和企业双方都是一个难以逾越的持久的黑洞。保障可能随时调整、互助计划可能随时终止，网络互助替代不了有正规合同且受银保监会严格监管的商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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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网络消费了善意

现在的网络互助往往是获得流量、获得客户的手段，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确确实实存在一些问题和风险。但它的存在，是“留一份安全感给自己，送千万份善意给他人”的捐助方式，也是很大一部分人实实在在的需求。

实质上，网络互助具有商业保险的特征，与保险大数法则原理相近。它的存在能让一些低收入家庭在前期较低的分摊金额下，获得一定的重疾保障。

作为一种全新的互联网创新模式，网络互助采用了相互保险的逻辑，同时又有互联网时代人们对于保险创新的要求，比如基于互联网投保、理赔手续简便。

所以回归到本质，互助的优势在于它的低门槛，能降低人的认知难度以及提高信任的程度，能够快速的传播降低销售的成本，并且有更大的包容性。

对保险业而言，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能为提高精算水平等提供支持，这是加分项。而如何在监管有力的前提下将互联网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是经营者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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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的不止监管

相互宝若想走下去，一方面要看能不能承受监管合规成本，另一方面就是相互宝能否处理目前分摊爆涨的局面。

早在2020年9月9日，银保监会在《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分析及对策建议研究》一文中提及：

“第一，最近一段时期野蛮生长的网络互助平台，本质上具有商业保险的特征，但目前没有明确的监管主体和监管标准，处于无人监管的尴尬境地。

第二，相互宝、水滴互助等网络互助平台会员数量庞大，属于非持牌经营，涉众风险不容忽视，部分前置收费模式平台形成沉淀资金，存在跑路风险，如果处理不当、管理不到位还可能引发社会风险。

第三，网络互助平台监管缺乏制度依据，处于无主管、无监管、无标准、无规范的“四无”状态。”

而今，对尚存的平台来说，无非两种结果：要么设立标准，加大监管力度，要么自生自灭，任其在市场上优胜劣汰。无论是哪一种，最终都难免上升到保险行业监管的缺失。

保险行业不被信任，就是源于监管的缺失。有证驾驶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还是相关职能部门监管到位，否则那证也只是白纸一张。

互助不应该跟风，否则涌入市场的代价只能自己承担。只有众多玩家出局，网络互助如今已放慢了脚步，而剩下的玩家如何留住，也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