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块钱收还是会收的，现在是绝对杜绝不了的。”采访进行到一半，湖南某县一位快递加盟商李铭（化名）再次提醒记者：“千万不要来我们这里采访，我们这里还在收费，不然就露馅了。”
李铭入行十多年，自己开着一家小有规模的物流公司，代理了两家快递公司，还承接了多个快递在当地乡镇的配送业务。不过，从今年开始，一场自上而下发起的、针对乡镇级快递网点违规二次收费现象的整治潮流，让属于上级代理的李铭也倍感压力。
7月，由四川省消费者保护协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揭开了长期广泛存在于偏远地区、乡镇农村地区的快递服务点违规收费顽疾。
快递二次收费现象遭诟病已久。消费者在已经支付邮费或商家承诺包邮的情况下，被快递公司服务网点强迫支付一定金额的取件费，少则一元，多至五元，这种涉嫌违规的操作引起大量消费者不满。
“清理农村快递二次收费是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必须进行。”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刘君8月在行业大会上公开表示。
风口浪尖下的退网潮
在国家邮政局及各地方管理部门的重拳出击下，各地乡镇快递网点被推上风口浪尖。快递公司总部也开始向各地网点施加压力，如果二次收费被投诉，网点可能面临高额罚款。
截至8月底，国家邮政局系统实施行政处罚273起，已经上缴罚款金额127.3万元，形成一定震慑作用。一时无人敢违规二次收费，既保护了消费者权益，又重塑末端快递市场纪律。
但界面新闻记者调查发现，严打风口过后，违规二次收费又悄然在多地死灰复燃。
李铭告诉记者，他所在县网点之前均叫停了二次收费，但现在有一半左右又开始收，以偏远山区为主。
对这个问题，上级代理、快递公司总部的态度颇为微妙。
“各家快递公司总部忙于价格战，顾头顾不了尾。现在也是做给上面看的，这段时间控制一下，如果处理得好，上面不会罚的。”李铭说。他对下级代理的违规收费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快递公司总部也有他们的担忧：在严禁二次收费期间，不少乡镇代理网点因为难以经营，干脆选择退网。
李铭告诉界面新闻，从9月开始，当地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乡镇代理商提出退网。乡镇网点老板退出后，短时间内根本无人接手，就只好找当地邮政代派；找不到，就只能放在县城，通知乡镇的消费者到县级网点来取快递。
另一位甘肃的圆通快递县级加盟商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苏克（化名）称，今年9月，陆续有一半的乡镇网点退出经营，而且无人愿意接手。有一位乡镇网点老板仅仅跟他打了个招呼，第二天就不来取包裹了，连加盟费都不要了。
苏克只好找本地其他快递公司代派。“我求着人家，给他们派费，帮忙把包裹带到乡镇去。可是还是有两个乡镇找不到代派的，只能把包裹放在县城，让乡镇的人来取。”
很多收件人因此投诉他“未送货上门”，导致他的县级网点承担了一大笔额外罚款。
类似的乡镇快递退网潮，还在四川、湖南、安徽等多地上演。上级网点和快递企业总部进退两难。
乡镇网点艰难求生
近年来，中国 “快递下乡”工程持续推进，成效显著。根据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截至2018年，我国乡镇快递网点覆盖率已经超过92.4%，全国22个省份实现乡镇快递网点全覆盖；农村地区收投快件总量达120亿件，支撑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超7000亿元人民币。
按照今年5月发布的《关于推进邮政业服务乡村振兴的意见》，预计到2022年，邮政服务应实现乡乡有局所、建制村直通邮，快递服务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通快递，实现建制村电商寄递配送全覆盖。
但落到实操层面，“快递下乡”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末端网点收入太低，派送成本太高。
大部分乡镇及农村地区购买力远比城市弱，除了少数特色农产品产区、电商小镇，多数下沉市场的快递业淡季长、收派件量小，末端网点收入不高。
另一方面，在快递网点的运输、人力、租金等主要成本来源中，乡镇网点的成本主压力主要来源于运输成本。越往农村、边疆去，距离越远，运输成本越高，加上同一配送范围内的包裹件量少，平均单件派送成本就更高了。
界面记者走访湖南某乡镇发现，当地以农业为支柱型产业，青壮年多流向县市打工，既没有特色农产品，也没有特色电商，快递业务量可想而知。
但就在这样一个小镇，几乎所有的快递公司都设有代理点。
在镇上主干道东入口处，有一家挂着“申通快递”招牌的门店，店内货架上摆放着大大小小的包裹。这是当地最大的一家快递网点。经营人陈老板虽然挂申通的招牌，实际上同时经营韵达及天天快递，还经营过一阵百世快递。
每天下午，货车会把包裹从临近的县市运到店里，如果陈老板没有别的活儿，就自己开面包车去取包裹，这样可以省下一笔向物流公司支付的运输费。卸完件后，他再一一打电话、发短信通知别人来上门取件，这些通讯费都要自己掏。
近期，乡镇快递正处于一年中短暂的旺季。据陈老板描述，他们一般每年农历十月开始忙，双十一会有两三天的业务高峰，之后又有一个退货业务带来的小高峰；最忙碌的时间段则是春节前夕，备年货、购礼品，才是乡镇快递老板真正的业务大头。
不过，待过完春节，随着返乡的人们陆续回到都市，乡镇快递就进入了漫长的淡季，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到九月。在淡季，陈老板平均一天派送300多个包裹。每件拿到的派费大约在6毛钱～7毛钱，有的可能低至5毛钱。
和微薄的派件费相比，末端网点揽收发件获得的收入会高一些，每发一个件，扣掉面单费、分拣费、远距离的跨省干线运输费，剩下的利润空间可高达几元到十几元。
但乡镇网点发件量比派件量更少，陈老板在镇上做快递近六年，找他寄件的人算比较多的，平均一天也只有十几件。
更令他恼火的是，从几年前邮政小包降价开始，当地快递同行之间互相压价，收件的平均价格越来越低，原本省内起步价十元，降低到8元、6元，续重价格也拉低了，导致他的利润空间被压缩。
“尽管过去五六年整体的件量持续在增加，但是利润率却降低了，赚钱越来越难了。”陈老板坐在桌前，边算账，边叹气。为了维持生活，他还同时经营打印复印、招牌制作、电脑维修等业务，样样都是自己做。“请人要亏死。”他说。
分配机制不合理
用陈老板的话说，乡镇快递网点面临的现状就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说句公道话，乡镇网点现在比县级网点更难生存，很多乡镇网点不违规收钱就亏损，上面还有这罚款、那罚款，缴纳这费用、那费用。”作为县级网点加盟商，苏克也认为乡镇网点负担太大，“目前快递价格战，最容易死的就是乡镇网点，上面只给我结这点钱，我拿什么去给乡镇网点结算？”
快递行业专家邵钟林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快递网点二次收费泛滥，固然有配送成本高、价格战等客观原因，但快递公司分配机制不合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快递运输是一个全程、全网的服务，在通达系这种加盟制快递公司中，揽收、运输、派送等环节均有对应的独立法人，采取分段结算的方式。而在这套分配机制中，末端网点派送付出的劳动力并没有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甚至无法维持生存，必然走向违规收费。
李铭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在他们县，顺丰、京东、德邦、苏宁、品骏以及丹鸟等下乡派送时都不再需要二次收费，因为公司支付给末端的派费高。
例如，顺丰派送费5元起步，最高可达10元；德邦以物流为主，大货5元左右，小货也有2元左右；京东快递平均每件4.3元；品骏快递2元左右，天天快递1元左右。而其他几家通达系、百世、天天快递给到乡镇网点的末端派件费，均仅不到1元。
李铭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乡镇网点覆盖周围几十公里，一个单派费9毛钱，每天只有百来个件，才赚不几十块钱，差不多就是一个油钱。件量太少，活不下来，件量多，又要雇人、买车，成本更高。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如果再给我多加5毛钱的派费，下面的乡镇网点就不会亏，也不用冒着罚款的危险违规收费。”李铭说。
据界面新闻了解，目前，中通、圆通等快递公司总部已为一些地区的末端网点提供了扶持派费补贴，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钱都能到达末端网点手里。
据苏克介绍，他附近几家直营的县级圆通网点处境较好，加上总部的补贴，拿到手的派费约在1.8元左右，给下面的乡镇分的派费也能多一些。
但是要转为直营网点，需要很大一笔钱，所以他只能拿到1.1元左右的派费，分给乡镇的就更少了。
“快递公司应该确保末端派送的简单再生产的全过程成本，以及一部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 邵钟林认为。
走向何方？
要解决末端配送二次收费的问题，除了快递企业调整分配机制，共同配送模式也被寄予希望。
例如，在2018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快递暂行条例》中，就明确提出“鼓励末端快递共同配送”。
邵钟林认为，共同配送不仅可以极大地缓和矛盾，有利于解决二次收费问题，而且有利于发挥规模效应，降低派送成本，提升综合质量。
“目前乡镇共同配送模式已经在试点阶段，仍处于几方博弈的过程。末端网点往往有比较强的需求去推动，但快递公司总部不希望这样做，如担心品牌形象弱化。但我依然看好这种共配模式。”邵钟林说。
另一条路是“快递+其他业态”共存。如上文提到的湖南某镇，当地居民反映，陈老板在经营快递生意六年期间，从来没有向居民二次收费，这也和他同时还在经营打印复印、电脑维修、灯牌制作等业务不无关系。
镇上另一家代理圆通快递的王姐（化名）则同时兼营化妆日用品店和美容院，包裹摆放在店里，附近的居民来取包裹，有时就顺便买点东西。“一盒牙膏、一个洗面奶，一条毛巾，也能赚点。”王姐说。
有一段时间，她曾向取件顾客额外收取一块钱，但很快就发现顾客有情绪，不愿意在她这里寄件、买东西了，于是也不再收了。随着当地快递件量逐年增多，快递生意也成为了她每个月重要的收入源之一。
陈老板、王姐……这些中国乡镇网点经营者们，正在努力探索如何用合规的方式改善自己的生活，也改善乡镇居民的生活。
尽管不少物流从业者对大力查整二次收费带来的退网潮感到担忧，但如果从快递企业到末端经营者都能作出行动，保障配送链条每一个环节都能持续发展，仍然有望在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快递下乡。
邵钟林坚定地表示看好。“这种情况会加速乡镇快递网点的变革。”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