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这两年“逃离互联网大厂”风潮之后，一批年轻人陷入了“大厂后遗症”——在离开之后，许多人才意识到，大厂经历给他们带来的，除了简历上的光鲜、专业上的成长，还有另一种潜移默化的“精神反噬”。
打开社交平台，你会看到人们在吐槽诸如此类的“大厂后遗症”：“适应不了小公司”、“不会过周末”、“患上工作斯德哥尔摩症 ”、“意义缺失”、“社交焦虑”……
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离职仅仅意味着他们从一种焦虑中暂时解脱出来。在“坚固的大厂”烟消云散之后，新的寄托却难以建立。在新的生活中，如何从面目模糊、高速旋转的“螺丝钉”转回“一个具体的人”，是他们面临的更为迫切的问题。
失速
去年11月份，各大互联网公司的财报显示，互联网公司的收入增速正在放缓。
截至2021年前三季度，京东净利润同比下滑 93.6%，阿里净利润同比下降 33.8%。第三季度，百度净亏损166亿元，爱奇艺净亏17亿，亏损额比去年同期扩大41%。
另外，百度、腾讯、阿里巴巴，互联网行业的三巨头，广告收入增速集体回到了个位数。爱奇艺广告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 9.8%；新浪微博广告主数量连年下降……
有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公司增速放缓应当是常现象，“不是现在不行，而是之前实在太快了。”
更多人则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红利期过去、开始走向衰落的征兆，外界则把这种现象称为大厂的“集体失速”。
@张勇敢 大厂工作2年，离职半年
大厂有一股“准时”的消毒水味，每天早晨、中午、晚上的固定时刻，大楼里的保洁阿姨会准时喷洒。
很长一段时间，我适应了这股“准时”的气味。和它一同而来的是一种精确到分秒的紧迫感，一迈入办公大楼，气味钻进鼻腔、冲上脑门儿，人就会不自觉地，连呼吸也变得更急促。
每天，我总是提前10 分钟到达工位，对照着密密麻麻的表格列出一天要做的所有事项。办公室里的许多人都心照不宣地使用大容量的水杯，但他们并不是为了多喝水，而是——尽可能的，减少去茶水间、去厕所、去一切“闲地方”的时间。
到今天，我已经离开了大厂了 219 天。从现在的视角回看，那时候的我像“一只在齿轮上奔跑的仓鼠”，已经被训练出了一些条件反射。
离职之后，我对新生活的“节奏”无法适应。
我退掉了接近300 个微信工作群，删掉了 2 位之前不喜欢的同事。微信上不会再有永远也弹不完的红点、不用再随时担心有人发工作消息但我没看到。
但不适感也随之而来，像骤中彩票的穷人一样，时间被夺回来了，我却不知道该怎么支配。
起初，我每隔20分钟看一次微信消息，没有人找我。隔了一小时、两小时，还是没有。
就算是把手机切换到横屏模式，打开一局游戏，我还是习惯性地会在英雄死掉的那十几秒，再切换回微信瞄一眼——尽管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片空白。
有一整天，没有人给我发消息，没有人艾特我，我的名字从大大小小的排期表、项目表、群聊里消失了。“我”轻松了，“我”也不被需要了。
如果没有工作，我的闲暇时间用来干什么呢？
沉迷玩乐是令我心慌的，无所事事是让我不安的。
我用最快的速度入职下一份工作。在新的工作里，我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应届生，花了一段时间去适应和理解这里的不同：
居然可以花两、三个小时，整个部门的人去开一个几乎“没用”的会议，我只需要坐着，大部分时间可以不听，很小一部分与我有关的工作安排，是可以在钉钉上只花 1 分钟就讲清楚的；居然可以有一些人，在工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成群结队端着一杯咖啡到处晃悠。他们理直气壮地认为，这是工作中“非常必要”的闲暇。
在下班之前，我还偷偷环顾四周，在心里揣测：有多少人在奋战工作？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准备开溜？领导还在工位上吗？我要什么时间离开才不会在下班出办公室的路上“偶遇”她？
事实证明这种“计算”多余且搞笑，一位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多的前辈在晚上 6点 29 分从工位上站了起来，他问我：“你怎么还不走？该下班了。”
阉割
从 2019 年到现在，互联网大厂的“裁员潮”几乎没停过。
2019 年 2 月，滴滴宣布裁撤 15 %，涉及员工超 2000 人；下个月，腾讯进行新一轮组织架构调整，裁撤 10%的中层干部；
2020 年，受疫情影响，旅游经济全面崩塌，携程CEO 孙洁发布内部信称，从本月开始，自己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将 0 薪，公司高管层也提出自愿降薪，最低半薪，直至行业恢复。
2021年，新浪科技报道，百度游戏部门 300 余人几乎全部被裁；汽车之家被曝光全范围裁员，比例在一到两成之间；爱奇艺也被曝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比例在 20%到 40%之间……
对此，互联网大厂们普遍认为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正常现象：
字节跳动的大力教育在优化裁员之后，管理团队发布了这样的公告：“今天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
汽车之家则回应：“属于正常业务结构及年底考核人员优化。”
@张勇敢 大厂工作2年，离职半年
大厂教会了我一种“阉割”的思维。
简单来说，就是一切“新”事情的尝试，都需要建立在被验证过的成功之上。
比如，做影视类的短视频，就要先去找到这个领域内最头部的大号，把它的已发布的所有作品的选题、结构、画面、流量表现等全部扒出来，对此进行分析、总结和模仿。
而如果一旦有自家或别家失败的经验在先，就会被直接否决。在这里，一个选题被毙掉最常见的理由是“之前做过，但是流量不好。”
这一方面指向高效和不会出错，另一方面也指向自我阉割。
时间久了，我学会了自己首先阉割自己：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是“不着调的”，那些已经被验证过“扑街”的选题也是没必要报上去的。
因为它们统统无用。
这种思维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我的生活中：我认为在屋子里摆放鲜花是麻烦且无用的，宁可买一株仙人掌，因为它几乎不需要照料；我对线下社交有一点说不清的排斥，如果可以打字解决问题，为什么非要见面。
看剧的时候，我时常倍速，甚至会跳到最后，想要看到一个结局；看书的时候，我有时候会直接去看摘录或者解说，希望能有人帮我做好“知识药丸”，而我只要吞下，就能直接快速地，学到点什么。
新工作的第一项任务——写一篇稿子，我也使用了大厂教会我的方法。
我摘出新公司公众号近半年的每一篇文章，单独复制粘贴到石墨文档里作为学习的“范文”，研究了它们的选题、段落解构和文章风格，并特意标注出了每一篇文章的字数、阅读量、点赞、在看。
在写的过程中，我尝试向新公司靠近，如何把握节奏，如何遣词造句；尽管我认为许多“范文”中“吊书袋”部分过于拗口，但依旧学着这种风格。
我的潜意识隐约认为，要适应规则、追求效率，就要适当的“优化”或者说“阉割”掉一部分自我。
没想到新的主编说“你不用特意写成我们的风格”、“你可以尝试一些新的”。
没有明确到1、2、3点要求、没有清晰的“禁忌”或者“可供参考”，我陷入迷茫，花费了一段时间，试图重建出另一种可循的方法论。
现在，被阉割的空间腾出了空，被阉割掉的那部分自我却不知道去了哪里。
搏斗
学者沈奕斐在谈论“当代爱情为什么这么难”时指出，大量研究发现当下的爱情模式是“新旧脚本的混杂”，简单来说，就是人们既追求“现代爱情”，希望获得爱情的自主性，与此同时，又又对旧式爱情的不费吹灰之力和稳定性恋恋不舍。
而把同样的逻辑套在“离开互联网大厂的人”身上，或许可以得出他们的另一种矛盾：“他们既渴望掌控工作的自主性，获得自由、追求精神意义，又对高效运转、目标明确的大厂恋恋不舍。”
@张勇敢 大厂工作2年，离职半年
很久之后，我意识到在大厂工作就像参与一场进击的游戏。
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被告知，要做头部，只有头部是赢家，才可能不会被抛弃。可是，举办这个游戏的人，或许并不在意最终是谁走到了头部、谁成为了赢家、谁又被抛弃。因为无论如何，这场游戏的最后，一定会有人成为走到“头部”。
而大多数人，是完成这场游戏的分母，他们最终没有成为赢家，或者走到了一半就选择离开。
我也是其中一员，被工作包围，想要成为那个赢家，又或者仅仅是不想被抛弃。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渐渐地，忘了质疑“游戏规则合不合理”、忘了思考“游戏之外还有生活”……
我陷入了一场自我搏斗。
小人A是这场游戏的积极分子，它擅长用一些数字提醒我：月薪、绩效、职级、同龄人……
在所谓职场PUA之前，这个小人就事先对自己进行了一场自我PUA：陷入“被夸恐惧症”，在工作上取得了一点小成就，也会在内心自我怀疑“真的吗”“我配吗”“不够，还不够”……如果遇到了失败或者团队的失败，我首先会检讨自己“是我的原因”“我还可以更好”……
另一个小人B则在这场游戏中质问我：
“你正在做的工作真的有意义吗？”
“你还有时间花在朋友、亲人、爱好上面吗？”
“重复、疲惫、循环，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最后的结果常常是两败俱伤。
我被 B 说服，对大厂的工作感到失望，并为此不断消耗情绪，与此同时却依赖着A，并且时间越长越难以割舍。
某种程度上，大厂为我所在的集体设定了清晰的目标，它明确指引着方向，我只要跟着它，往前跑就好了；它还为我制造一种“努力”“奋斗”“意义”的幻觉，并通过一堆数字让我产生“自我认同”。
自我搏斗并没有因为离职完全停止。从大厂离职后的某个周末，我躺在床上，浏览着各种资讯，偶尔玩一会儿游戏，困了就入睡。
小人A说：起来，你可以学点东西，或者运动运动；小人B说：起来，你需要出门，见见朋友，或者仅仅是晒晒太阳。
我陷入挣扎，最后身体不自觉地被床牢牢吸住。直到黄昏来临，即便把窗帘拉开，屋内也变得黯淡无比，我开始为这一天什么也没做而懊悔，同时为第二天又要奔向工作而感到沮丧。
出路
互联网人工作并不幸福，这几乎是一个共识。
在如今的社交网络上，996、大小周、剥削、系统、薪资倒挂、非升即走等词语被高频提起。脉脉数据研究院《告别氪金时代：人才吸引力报告 2021 》显示，互联网人的工作生活平衡、整体工作幸福感、职业成就感都低于平均值。
但，离开高薪的互联网大厂，年轻人要去哪里？
另一项数据则显示，在工作 1到 3 年的人群中，超过 4 成的人把“稳定的铁饭碗”视为理想工作。
@张勇敢 大厂工作2年，离职半年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大厂的运行模式几乎持有全盘否定的标签式态度；另一位还在职的朋友更加咬牙切齿：“如果今天不离开，我就会死掉。”
但离职之后，过了半年、一年或者更长时间再去回望，我曾经的同事、领导、实习生，只要不在工作中，他们一个个都是非常鲜活具体的人，很难去用标签式的词去概括他们为“机器”、“工具”……
另一方面，我们在离开大厂之后，发现这些令人感到痛苦的“大厂问题”，以别的形式出现在了其它地方：
一位读研的同学，被导师“压榨”：她每周都给自己的导师免费打工，周末也要去帮忙，不然，自己的论文可能会被卡；一位朋友去了“扁平化管理、有个性”的小企业，在那里几乎没有KPI要求，很少有人加班，与此同时管理一片混乱；另一位朋友决定考公，第一年没有考上，决心再次备战。她并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或者适合去做一名公务员，但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更想做的事情了”；还有一位朋友从大厂离职之后，受不了小公司重返大厂，一年之后再次离职……
这或许更令人沮丧和绝望。
因为即便离开大厂，也会发现，我们是嵌在大厂上的一颗螺丝钉，而大厂，是嵌在社会上的一颗高效螺丝钉。
甚至，它因为拥有更为成熟的流程体系和福利保障，比如晋升的相对公平、更多的加班工资，反而可能比某些地方好很多。
从这个角度看，大厂反而成了另一种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