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钉钉推出免打扰的“下班模式”，引起关注。用户可在下班后开启该模式，手机将不再接收单聊、群聊等消息通知，划分了打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区域。这可被视为互联网大厂反内卷的最新动作，虽然普通用户仍面临着“你敢用吗”的诘问。

互联网大厂反内卷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部的，比如取消996、取消周报，为自家员工减轻压力；一种是外部的，比如上线反沉迷系统，帮助用户缓解对平台的依赖，钉钉的免打扰“下班模式”也属此类。

眼下，人类与数字技术已经度过蜜月期，进入类似“七年之痒”的调整与适应阶段。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不加辨析地使用数字技术有可能让技术反客为主，而我们则会沦为数字幽灵的奴隶。

据媒体报道，在2021年建立的“反技术依赖”豆瓣小组内，成员有两万余人，他们拥抱技术带来的便利，也不同程度地遭遇着“技进人退”：难以集中注意力、没有真实可感的社交、大面积精神焦虑、被算法精准投喂商品、被同质化的信息裹挟等。

另外一篇报道指出，在现在的年轻人群体里，戒手机成了一门生意，不无怪诞的“手机隔离盒”成为热销产品。

在这些报道的评论区，总有人轻飘飘地表示“主要还是靠自制力”，言外之意，技术是无辜的，不能摆脱技术依赖，要怪用户意志力软弱。这是一种存在已久的技术中性论调，但却并不准确。人与技术的关系比这些想当然的说法复杂得多，否则科技伦理就毫无存在和探讨的必要了。

就在前几天，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提出“伦理先行、依法依规、敏捷治理、立足国情、开放合作”的科技伦理治理要求，还明确了“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的科技伦理原则。

“技术是一柄双刃剑”这句话，不一定只是针对远在天边的核技术、基因技术，也指向我们日用而不察的技术。

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一书里写到：我们和技术之间形成的紧密联系是双向的。就在技术成为我们自身的外延时，我们也成了技术的外延。木匠把锤子拿在手中的时候，他用手能做的只有锤子能做的事情。那只手变成了钉钉子和拔钉子的工具。战士把望远镜放在眼前的时候，他能看到的只有镜头允许他看到的东西。他的视野变远了，却对近处的景象视而不见了。

移动互联网发展之初，我们体会到了随时随地可以办公的便利，却没有意识到，“永远在线”很快从福音变成诅咒，“随时随地可以办公”沦为“随时随地不得不办公”。很多打工人已经习惯了随时进入工作的状态，上班与下班、工作日与休息日的界限日益模糊。哪怕下班后需要处理的工作任务并不重，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们的时间自主性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进而滋生出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虑和被剥夺感。

我们当然可以说，员工要有勇气反抗过界的老板，但平台的责任同样不可低估。正如尼尔·波斯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指出的，每一种工具都有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的价值。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看待劳动者的时间，不仅体现于老板的态度，也体现于办公软件、社交软件的设计与算法。

从本质上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自由，就是支配时间的自由。人们理当享有时间免于被无限剥夺的自由，不管剥夺者是老板还是软件。要捍卫时间自主权，光靠平台的自觉依然不够，还要有法律与监管的跟进。希望有一天，面对办公软件的“下班模式”，人们的反应不再是“员工敢用吗”，而是“老板敢不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