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申明不造车，而是帮助车企造好车的华为，如今也在积极地“卖车”。

同是秋季新品，相较阔别两年、回归市场的Mate50系列手机，问界M5EV这款智能汽车，反倒成为了华为常务董事、终端BGCEO、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CEO余承东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频繁提及的宣传对象。“品价比、性价比超高的车，值得推荐。”9月15日，余承东在他的朋友圈里打起了广告。同一天，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雷军面对镜头道出了一个“秘密”：小米造车是一个被逼出来的决定，“如果你不干，你就落伍了。”

当雷军押注百亿资金，赌上自己的最后一次创业，闯进汽车圈时，余承东早一步迈了进来。在华为内外失守，毫无C端根基之时，余承东是亲率华为终端成功转型，创造了手机销量辉煌业绩的“关键先生”；“断芯”掣肘下，手机终端出货遇阻，消费者业务营收下滑之际，为谋求新增长，余承东又成为华为内部最想造车的那个。

一个“华为不造车”的决议下，余承东只得以“解决方案提供商”、“合作伙伴”的身份站在“场外”，直到他全面接管汽车业务。短短一年半时间里，华为已经和赛力斯推出了三款车。

不仅在联合车厂造车这件事上，余承东步调加快，他还一手推动着华为智选业务。近来华为将汽车相关业务部门提到重要位置，但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发出“寒冬论”，内部提出追求高利润业务、收缩战线的目标后，涉及高昂研发投入的智能汽车业务，未来又将向何处发展？

难干的生意

挑起了华为汽车业务商业化落地的重任后，余承东把过去在手机圈里“大嘴”、好战的风格带到了汽车圈，外界笑称他为“车圈战神”。

“第一年干翻特斯拉，第二年把BBA的空间一把干掉”，频频高调喊话外，余承东还会炮轰燃油车。“纯燃油车时代会很快结束。”他在今年7月举行的粤港澳车展上说，“现在买燃油车，无异于智能手机时代买功能机。”

除了DISS燃油车，余承东还自诩华为与赛力斯合作的问界汽车已经超越了宝马、保时捷等百万豪车体验，这直接让台下的小鹏汽车创始人何小鹏坐不住了，他直言“有点想扔个鞋子上来”。

“大嘴”确实引得外界关注起华为当下在做的智能汽车这一新业务。不过，余承东坦言，这是一个“烧钱的生意，难干的生意”，华为为此直接投入7000人，间接投入超过1万人，至今“智能汽车是华为唯一亏损的业务”。

记者查询公开资料获悉，早自2009年时，华为就开始对车载模块进行开发，并在2013年时成立了车联网业务部，一年后又在华为最高级别的研究院“2012实验室”成立了车联网实验室，专注于车联网领域的纵向开发，直到2019年才正式成立了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事业部这个一级部门。

尽管华为多次申明“不造车”，但在内部却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与余承东同一年进入华为，现任华为轮值董事长的徐直军，热衷于做博世那样的Tier1巨头，他的理由很充分，全球“不缺车企，缺的是智能网联电动车领域的基础供应商”，一旦亲自造车，不但扩产线与长周期带来的投入成本巨大，关键是会与主机厂直接竞争。反倒是一直抓着消费者业务的余承东，主张让华为的自动驾驶技术，像手机那样在终端落地，进而实现商业化。

当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HuaweiInside”（下文简称“HI”模式）在2020年7月发布的比亚迪旗舰汉EV上应用后，余承东还亲自站台，并允许其在华为部分体验店中作场景展示，但“HI”模式却引起汽车圈的高度警惕。

“车企应用华为自动驾驶技术，为我们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如此一来，它成了灵魂，上汽成了躯体。”上汽董事长陈虹公开发表“灵魂说”后，搭载华为“HI”模式的传统车企，也只有北汽、长安、广汽三家。

“聚焦ICT技术，帮助车企造好车，成为智能网联汽车的增量部件提供商。”2020年10月26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签发的《关于智能汽车部件业务管理的决议》中，不仅再次重申“不造车”，其中还明确写道，“以后谁再建言造车，干扰公司，可调离岗位，另外寻找岗位。”

在这份有效期为三年的决议文件发出近一年后，徐直军接受包括经济观察报记者在内的采访时，还提及“老余作为消费者BG的代言人，他就想造车”，但在华为高层团队看来，要清楚“我们在求生存阶段，做什么合适，做什么不合适。”

尽管对于华为坚决不造车的决议，“老余不服气”，徐直军透露，“只有一票”的余承东只能接受结果。如今作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的管理者，余承东发现，“一年花掉十几亿美元”，除却高昂的研发经费，令他想不到的是，汽车行业的缺芯竟演变到了如此程度：原本一二十块钱人民币一颗的芯片，竟然会被炒到2500元人民币/颗，“一个车上用9颗，太贵了。”

门外汉

今年4月初，问界M5首批交付一个月后，余承东换上赛车手服装，将M5开上了珠海国际赛车场。从赛道下来后，他与车评人吴佩进行了一场户外对话，期间谈及“年内卖出30万辆车”的目标，他坦言，初期不熟悉汽车行业的供应情况，加之全球芯片短缺的现实，不得不亲自把年初吹出的牛皮捅破，“30万辆很难做到，供应不出来。”

曾经“大嘴”一张喊出的目标，即便余承东主动承认无法实现，但他依然强调，大目标可以牵引团队去做“卓越的事”，毕竟“吹出去的牛，是要实现的。”

在余承东的认知里，没人会记住第二，“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人人都记得。”这让他对团队提出了一个要求，“进入的每一个领域，不进则已，进入一定要做到第一。”

多年坚持的理想主义，不禁让吴佩发问，“会不会有人说您像堂吉诃德？”对此，余承东并不拒绝，“总得有梦想，可以追求。”

按照华为惯例，45岁即可退休，而余承东不愿隐藏自己的野心，他规划要工作到60岁。上个月，余承东迎来53岁生日，他心里数算着，“退休之前，我还有7年。”

他把华为和身在其中的自己都比喻为“长跑型选手”，用他的话说，近几年为了“做强”，“不知疲倦地努力”。

余承东的日常，往往一周七天，从白天干到夜晚，“晚上12点多睡觉，早上六七点钟起来。”他说，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拿去给了工作。正是这样的节奏，让他把“过去吹得牛，基本上都实现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很多情况下都没有按时完成，而是提前超额完成。”

卸下赛车服后的余承东，走在赛道上，他表达着自己的期待：带领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帮助合作伙伴取得成功”。显然，与华为在很多行业和领域里表现得逻辑一样，“它在汽车圈也不愿意树敌。”在国内主机车厂吉利汽车集团工作的宋伟（化名）看到，华为通过与一些车厂合纵连横，把自身的软件优势、研发成本持续进行着产出。

“造车势力里的弱势品牌，搭载华为的智能车载系统后，赢得了一些消费者的偏好。”宋伟觉得，华为如此闯进汽车圈，避免了直接面对竞争对手。当然，“大家也没有把它当作对手。”宋伟至今都觉得，从通讯领域跨界进入汽车行业的华为和余承东，是汽车圈的“门外汉”。

不过，赛车手出身的吴佩直到与余承东展开交流，这才惊讶地发现，余承东并非一个在发布会正确说出产品各种参数的人，他还是一个对汽车的底盘设计、性能理解等各种专业名词，如数家珍的汽车发烧友。

谈及自己的第一辆座驾，余承东概括，“1.6L、五气阀的，发动机性能比较好。”那是他进入华为5年后，在1998年还“很穷的时候”，总共花了20万左右买的一辆捷达王。之后便是高配版的本田雅阁、短轴距的宝马530i，宝马5系、7系，以及保时捷等。

今年春节期间，余承东试驾问界M5，直接从深圳开回了安徽老家，“M5淘汰了家里的宝马”，不仅“自卖自夸”问界M5媲美百万级豪车，余承东还对外称，“又用M7淘汰了家里的保时捷。”

记者从赛力斯方面拿到的销量数据显示，其与华为合作的AITO问界品牌在今年8月的整体销量达10045辆，其中问界M5在交付后的第5个月里，实现了单月破万的纪录。“只有月销量爬升到3万辆，才能完成年初的30万辆销售目标。”余承东对“蔚小理”去年的总出货量有个粗略总结，“三家加起来不超过10万”，而问界M5从今年3月份才开始交付，到年末的10个月里，他估摸，“第一年能搞一二十万台，就已经算是奇迹了。”

“大嘴”好战背后

直到踏上汽车这条路，余承东才知道走得并不容易，“需要付出百倍千倍的努力”。“老余挺不容易的，从0到1是最难的。”如今已经出走华为的刘民（化名）告诉记者，他比余承东晚两年加入运营商BG，后来在华为终端BG还与之并肩作战多年。

外界看到的余承东“大嘴、好战”，但在刘民看来，“这些只是营销策略罢了。”抛开工作场景下的对垒，“老余人很务实，是产品导向的人。”早前在无线事业部搞2G系统开发时，刘民就和余承东进行工作配合，之后他们二人相继被调回国内，在消费者业务上进行搭档工作后，刘民感觉得到，“老余对产品的理解力和消费者的洞察能力，没得说。”

与余承东师出同门的一位清华人，并不认同外界对“余大嘴”爱吹牛的解读，在他看来，“老余是典型的技术派，直言、敢言而已。”

在一位进入华为工作达14年的现役员工看来，敢说敢做并非余承东的个人风格，“这是典型的华为人精神，在华为工作的兄弟们，没有哪个不好战的。”

余承东自己也说，整天在外抛头露面，并不是他本人所希望的，但“做消费品行业的规则，一把手必须面对媒体做宣传，搞发布会，去宣传产品，跟消费者沟通。”他觉得，通过微博等社交媒体持续发声，已经成了工作的一部分。“现实逼迫我必须这样去做。”余承东也回忆说，拼搏战斗的精神，是在他小时候与大孩子打架的过程中，总结出的“胜利”规律。当然，年幼时期听父亲讲那些英雄人物故事，也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英雄梦的种子，直到离开校园，踏入社会，华为给了余承东实现这一梦想的土壤。

7年前的9月23日，清华大礼堂座无虚席，彼时余承东作为华为消费者业务CEO，回到母校进行了一场校招演讲，他说，“一个人的定位和眼界可以决定十年、二十多年后人生的高度，以及最终成就事业。”

出生在安徽西部一个贫困乡村的余承东，在父母的支持下上了中学，每天往返四个小时的路程，余承东起早贪黑、跋山涉水，最终，他成功从大别山走了出来，以全县理科第一的成绩考取了西北工业大学，之后他又考取清华电子系攻读研究生。

1993年，他南下来到深圳这片“热土”，进入华为这家“当时只是一个几百人的小公司”，一直干到了今天。

今年是余承东加入华为的第30年，8月9日，在他53岁生日这天，余承东的微博上虽未发布任何回忆、感慨式的文字，但在一则华为TWS耳机新品的宣传消息下，一位网友向余承东送出了生日祝福。或许因为被记得的缘故，几乎不与网友互动的余承东，当天破天荒地回复了网友的消息。

将时间点倒退至三年前，余承东50岁生日当天，正值华为2019年开发者大会，这天鸿蒙OS发布。前一天，余承东在微博上回忆了自己在华为27年的工作历程，“从无线至今各个阶段的艰难困苦，成功的喜悦都是很短暂的，而各种挑战总是一个接一个。”当时的华为已经遭遇美国接连制裁，芯片断供危机加剧。

“芯”病待医

9月6日，华为Mate50系列手机发布。这意味着华为旗舰机阔别两年后，重返市场。在东莞松山湖园区工作的华为员工王侃（化名）在线上认真听完了全程，他发现余承东整场发布会上只字不提芯片，“用的别人的芯片，还是4G的，怎么好意思讲呢？”

“断芯”不仅让华为出让了5G手机的市场份额，沦为如今产业统计口径中“others”部分，负效应更让消费者业务在华为内部的势头由盛转衰。

上述在华为工作了14年的现役员工告诉记者，从通讯设备、运营商业务起家的华为，内部业务之间早前有一条鄙视链，“终端这个板块是大家眼中的后排生。”这位员工在运营商BG工作多年后转岗至终端BG，他道出华为内部人早前的一个共性认知，“卖手机跟卖白菜、卖洗衣粉没有本质的差别，业务模块的操作手段比较简单，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业务转型发生在2012年，三任CEO折戟沉沙后，余承东被调回国内，接下了“半死不活”的终端业务。前华为人张平（化名）向记者讲述起了当时的内部状态，新官上任的余承东做的第一件事是“做减法”，砍掉低端的贴牌机业务。

余承东认为，华为应该从ODM白牌运营商定制，向OEM自有品牌转型，同时从低端向中高端智能终端提升。“华为走起了‘精品路线’。”一位接近华为终端BG的人士向记者透露，当年手机制造商之间雷同化程度很高，“中高端由高通提供芯片与电路板，甚至软件demo方面的整体解决方案，低端则是联发科、展讯等提供解决方案。”这让各家手机在硬件与软件方面“都差不多”，差异多体现在谁会营销上。

据悉，余承东私底下与三星电子中国区的市场营销老大杨柘约见，将其挖至华为终端担任市场营销总裁，从P6手机开始，华为正式打出了高端化的品牌标语，与之相匹配的，华为还聘请高端工业设计人才对手机外观进行改进。在上述接近华为终端BG人士看来，关键让华为手机实现差异化竞争的还是海思芯片。

线下渠道商赵彬曾代理销售过华为的部分机型，他至今记得，搭载着海思麒麟925芯片的Mate7系列手机，“一度是市场上的断货王。”就连万科总裁郁亮想买一部Mate7，都要托人找余承东才行。那一年是2014年，华为手机的销量一举突破了7500万台，成为中国市场第一，跻身全球竞争格局前列，开始与三星、苹果展开正面竞争。

不少人应该看过，2017年乌镇互联网大会前夜，在网易创始人丁磊组织的饭局中，余承东和雷军“一笑泯恩仇”，举杯共饮时的合影。那一年，主打“性价比”的小米重回世界前五，而华为却在高端市场站稳了脚跟，华为手机销量持续走高，在2018年二季度的全球市场上，其占有率首度超越苹果，仅次于三星。当年，华为消费者业务收入也直接跻身公司三大业务之首。

2018年年底，余承东高兴，想宴请业内同行聊聊，期间他还主动给OPPO创始人陈明永打去电话，谁料后者忙于其他事情没接听，后来虽然通过他人得知了事由，并没赴宴。

华为在手机市场的进攻势头，还一度让雷军感到焦虑。尽管他率先让中国市场卷起了一股“为发烧而生”的互联网手机热潮，却在余承东带领华为手机杀入市场后，落于后者。

2019年3月，在深圳的木棉花酒店，余承东与雷军一起吃了顿早餐，在旁陪同的正是现任的荣耀CEO赵明与Redmi品牌总经理卢伟冰。彼时，荣耀还没被出售，而卢伟冰也没被雷军升任为小米集团合伙人。

“雷军说小米每年、每个季度、每个月都在下跌，而且狂跌不止。”余承东透露，雷军都担心，再这么下去，“小米门店2020年4月基本要关门了。”然而，短短两个月后，华为遭遇制裁、被断芯，“救了小米一把。”余承东觉得，华为的“噩运”却改变了小米的命运，“（小米）咸鱼翻身，又活了过来”。

其实，在“华为跌倒”之后，市场上先后传来“小米吃饱”、“vivo吃饱”甚至“苹果吃饱”的说法。而从IDC发布的2022年上半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分析报告来看，在600美元以上售价的高端市场中，苹果已占据了70%的份额。与中低端市场的混战格局不同，目前国内高端智能手机市场已趋于苹果“一家独大”之势。

“失去麒麟芯片的华为手机，没了灵魂。”一位手机产业链上游人士觉得，即使Mate系列手机再次回归市场，欲与苹果争抢高端市场份额，但华为当下最大的困境是，“品牌力还在，但5G芯片缺失。”

王侃目前在用的是华为麒麟5G芯片“绝版”的Mate40Pro，令他意外的是，至今这款手机在二手市场的价值都在6000元-8000元不等，他开玩笑说，“是个好的理财产品。”

令王侃唏嘘不已的是，至今三年过去，华为手机依然“芯”病难医。不少同事在华为内网心声社区匿名发帖，“真不容易，不知道这一代能不能稳住Mate的光环？究竟是朝阳还是落日？”

王侃看到，下方评论中被点赞数最多的一条是，“这是个问题”。如今，这个难题压在余承东肩上，他甚至吐槽，“如果早年搞半导体制造，也不会有今天这种糟糕的结局。”然而，余承东转而说到，“世界上卖什么药的都有，就是没有后悔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