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3 月时，知乎有人提问：“肖战团队要怎么做才能挽回这次的口碑下滑？”排名靠前的回答包括“研发出新冠疫苗”或者“促成台湾回归祖国”。

没想到过了一年，这种世纪难题居然得到了一个最优解。

中国人都很熟悉的运动品牌李宁，从年初就开始传要请肖战当代言人，最近消息越传越真，甚至“连线下门店经常被抵制者提及的消防问题也进行了全面整改，这下应该就没有把柄作为投诉理由了”。

然而在一场猛烈的舆论风暴预期将要袭来的时候，李宁以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上了热搜：有人在支持新疆棉花的同时，发现“李宁原来一直有把采用新疆棉写在标签上”。

在李宁售卖的纯棉 T 恤上放有一个黑色标牌，上书：“该面料采用新疆优质长绒棉，配合独特织法工艺，赋予面料优异性能。”

消息传出后，“中国李宁”自然是获得交口称赞。只是与其签约肖战的消息放在一起看，可能会让有的人心情复杂。

社长也看到了这条热搜，它是刚刚过去的波澜壮阔的一整天里，无数条相关热搜的其中之一。社长在看到标牌时发现，在“采用新疆棉”的说明文字下面还有一个标识，而这并不是李宁的商标。

很多服装品牌会挂上并非自家商标的另一些说明标牌，它们往往来自第三方认证机构。其中很常见，但也容易被人忽略的，正好就是这次棉花风波里惹出事情来的 BCI 标牌。

那么，这次藏在李宁这个标签里的标记，又是什么含义呢？

惹事的 BCI 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此之前，首先让我们以 BCI 标牌为例，介绍一下当服装吊牌里含有非本企业 logo 的牌子时候，一般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BCI（更好的棉花计划）认证业内通常简称为“良好棉花”，它跟消费者比较在意的“有机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棉花种植和生产方面，“良好棉花”涉及培养农民就如何合理使用化肥和农药等形成正确的操作规范，降低对作物和土壤的破坏，有效利用水资源，增强劳动者劳动保护意识，维护劳动者的正当权益等。

而“有机棉”不允许使用任何化肥和农药，不允许使用转基因种子，对水资源的使用则无要求。有机棉种植需要对土地进行认证，由常规生产过渡到有机生产，一般需要有 3 年的转换期。

换句话说，名为“良好棉花”的 BCI 认证不等于“优质棉花”，而可以说是“道德良好的棉花”的意思。它更像是星巴克咖啡倡导的“公平贸易咖啡”，即注重在生产流通环节中确保工人的福祉。

理论上，BCI 标牌要求对供应链来源可追溯，包括普通棉花和“良好棉花”不得互相混合或替代，在采收、储存、运输、加工的各个阶段都必须保持分隔。

但是当棉花走出纱厂，进入采用吊牌的服装零售商层面，只要采买了一部分“良好棉花”，其重量达到获得认证所需的份额之后，可以掺杂普通棉花继续加工出售。这也就意味着一件出厂时附带 BCI 标牌的衣物有可能不含任何“良好棉花”材料。

同时，BCI 吊牌只适用于最后卖成衣的零售品牌会员，以表明品牌方与 BCI 合作支持棉花可持续发展的努力。纱厂、面料厂、成衣代工厂等供应商不能使用 BCI 产品标识。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起一个遥远的名字：“全国牙防组”。它跟宝洁旗下的佳洁士牙膏深度捆绑在一起，虽然“贵为”卫生部设立的社会组织，但被查出收受宝洁 1000 万元的“违规认证收入”，最后在 2007 年被撤销，并由有关部门调查其经济问题。

多年来，国内外冒出的此类“野鸡”认证组织、“假洋鬼子”“出口转内销”也不少见，它们只是单纯的用来给企业“镀金”，用实际上并无意义的“认证”哄骗消费者。BCI 是否也属于此类无含金量的认证呢？

并非如此。总部设在瑞士的 BCI 共有 2100 个会员，包括我们日常能叫得上名字的几乎所有国际服装零售品牌。BCI 在中国拥有 495 个会员，包括零售品牌 5 个、棉花贸易商 3 个、制造商及供应商 485 个。BCI 的零售商和品牌成员 2019 年采购了 150 万吨以上的“良好棉花”，占全球棉花供应链总量的 22%。

据南京大学的同学们考证，BCI 的背后有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丹麦国际开发署（DANIDA）、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iz）等多家支持单位。

有棉花供应商从业者抱怨说自己“深受 BCI 之苦”，“BCI 可以说基本就是个骗局”：

“每次出货需要提供 BCI 证书时，再交一笔钱。这个费用是按照面料的用纱重量来计算。可持续发展并不重要，可持续收钱才是重点。”

“为什么这些协议有约束力？很简单的道理，你不做，大把人做。我相信大部分供应商都是一边骂娘一边交钱的。所以真正有意义的不是安踏去退出 BCI，而是国内大型的棉纱厂，纺织厂能积极参与退出 BCI 认证。等到大家都不玩这一套了，国外采购商也无可奈何必须无视这些条条框框限制了。”

2020 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任期的最后一年展开了疯狂的对华围堵行动，针对新疆事务通过所谓《法案》，对新疆棉花和番茄两大农产品及其供应链下达禁令。中国外交部及相关各方早已就此表达了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而 BCI 对中国新疆的棉花供应链展开调查，乃至 BCI 会员受到当地媒体责难，不得不在当地舆论压力下就新疆供应链发表声明，也都发生在同一时间。

BCI 负责调查强制劳动的特别工作组从 2020 年启动调查，并在 2021 年 1 月出具报告，认为新疆存在“强制劳动”现象，并宣布“正式停止在新疆的所有运营”。

H&M、耐克等品牌的相关声明都是在去年 3 月前后发布的，但隔了整整一年才被中国网民重新发现，并得到了属于它们迟来的热搜。

然而，不论是 BCI 认证本身，还是它旗下 2000 多个会员共同构成的棉花产业链，现在都已经不可能再侈谈与新疆“告别”“脱钩”。

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的棉花生产国、最大的棉纺织生产国、最大的棉花消费市场，也已经掌握了棉花原材料的行业定价权，是世界棉花的“唯一中心”。而新疆棉花在中国全国的产量份额占到 84.92%（2019 年）。

今年 3 月 1 日，BCI 中国发布《关于新疆问题的重要申明》，称 BCI 中国项目团队“从 2012 年开始对新疆项目点所执行的历年第二方可信度审核和第三方验证，从未发现一例有关强迫劳动的事件。”

据界面报道，对于前后不一致的对外口径，BCI 中国工作人员回应称“没有价值观上面的分歧”，但是“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做出了暂停项目的决定。

李宁“新疆棉”标签上的企业：溢达集团

让我们说回李宁的衣物吊牌。加入 BCI 的中国公司大多存在于原产地和供应链环节，在成衣品牌方面只有 5 家，以安踏及其子品牌为主。

在李宁、安踏、361 等牌子的激烈竞争中，安踏最终胜出，成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合作伙伴。3 月 24 日，安踏宣布启动程序退出 BCI 组织。

所以，李宁出品的服装并不会带有 BCI 标签。这个“新疆棉”黑色标签下方的标识，实际上是提供棉纱、面料及加工服务的供应商——溢达集团（Esquel Group）的商标。

溢达集团是一家“从棉花种植到成衣”的全产业链棉纺织品商业集团，集团总部设在香港，在中国内地、马来西亚峇六拜、斯里兰卡、毛里求斯、越南等地共有 5.7 万名员工。

该集团于 1978 年由杨元龙创立，现任主席是创办人的女儿杨敏德，她是 2009 年香港特区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

在全球范围，溢达提供纱线、面料、成衣代工等业务的客户包括

Abercrombie & Fitch、Lacoste、Banana Republic（香蕉共和国）、Calvin Klein、Lotto、Brooks Brothers、Marks & Spencer（玛莎）、Esprit、Muji（无印良品）、Nautica、Giordano（佐丹奴）、Nike（耐克）、Hugo Boss、Nordstrom、Polo Ralph Lauren、J. C. Penney、J.Crew 和 Tommy Hilfiger 等；

在中国内地，溢达最大的客户，就是李宁。

一位时尚博主在微博写道：“作为国内仅签约李宁的溢达，我愿意追随它。即便今年因为诸多原因不再继续做男线。”

1988 年在广东佛山高明设立的工厂，是溢达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巧合的是，佛山同时也是李宁品牌创始人，“体操王子”李宁的祖籍地，这确立了两个品牌的一种渊源。

2013 年，溢达在内地广西投资 20 亿元开工设厂，并在 2017 年建成投产“十如”（Integral）工业旅游园区。2014 年起溢达在桂林开办了“十如论坛”，李宁与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等共同出席了 2017 年的第四届论坛。

图 / 广西日报记者 杨秋

目前，溢达贴牌出厂的成衣年供应量超过 7000 万件。而它也有几个自有品牌（就像比亚迪和 HTC 有自主品牌一样），其中内地顾客可能依稀有点印象的是“派”（PYE），定位高端，零售店只有北京东方新天地等区区几家。这个品牌几乎从不打广告，倒是会出售溢达采用新技术生产的试验产品，以及作为“顾客需求采集站”而存在

而如果不是李宁像给电脑贴“奔腾”处理器 logo 一样附带上了溢达的产品标签，这家世界棉纺行业的“隐形冠军”可能不会被大多数中国人所知。实际上，这次的热搜只说了“李宁把新疆棉写在标签上”，也印证了溢达在人前的低调。

说起来，溢达是一家不折不扣的香港公司。不巧的是，香港跟新疆一样也位于美国人找麻烦的“射程范围之内”。也许溢达的港商身份应该获得美国人的“关照”？但与之相反，溢达位于新疆昌吉市的子公司在 2020 年 7 月被美国商务部制裁。

溢达集团官网醒目位置张贴了发布于 2020 年 9 月的《对有关其新疆运营情况不实指控的澄清》，从公司角度详细描述了事情经过。

事情的起因是《华尔街日报》在 2019 年 5 月 16 日刊登的一篇报道，其中提到溢达在 2017-2018 年雇用了 34 名维吾尔族员工；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在 2020 年 3 月 1 日发表题为 “出售维吾尔族人”（Uyghurs for Sale）的报告中提到昌吉溢达在 2019 年参加了在新疆昭苏县举行的招聘会。

在这里，其实已经蕴含了一个毫无道理的逻辑——只要有公司敢于雇佣某些维族员工，就已经算是传说中的“协助侵犯人权”。溢达回应称，员工是按照标准招聘程序所雇用，每位员工都受到平等对待和尊重，所有员工同岗同酬。

而另一条信息更为关键：

“我们在昌吉的棉纺厂是一家先进的，全流程智能化的工厂，3 万纱锭产能只需要 45 名技工操作；如果以传统方式运营相等规模的棉纺厂，一般需要约 150 名工人来操作。昌吉溢达所雇用的员工均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人员。雇用不符合公司用人标准的员工不但不符合实际需求，也将导致整个工厂的智能化设备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用途。”

2014 年获得台湾金马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的《棉花》由中国纪录片导演周浩拍摄，历时 8 年，记录了当时“中国的一粒棉花籽最后成为美国零售店里的一条牛仔裤”的全过程。片中反映出来的新疆农户种棉、河南妇女收棉、工厂女工纺纱、制衣的各个环节都充满了不理想的劳动环境，每个环节上的人都在拼尽全力，辛勤地手工劳动，换取微薄的收入。这也许是胸中满怀“正义感”的美国人设想中的棉花供应链该有的样子。

时至今日，就像诸多报道和架设在广袤棉田上的“慢直播”摄像机体现出的一样，新疆土地上的棉花产业早已经脱离了大量依赖人工的传统工作方式，在播种、地膜开口、打顶、采摘等种植环节，以及采购、纺织等加工环节都已经大量采用机器和智能设备。

但是再退一步讲，就算拿《棉花》里面拍摄于 2008 年的素材说事，当你看到头戴小白帽的新疆农民如何抚养一双儿女，叫他们体会种地的苦，今后好好学习，看他们休息时欢快的在一起玩耍，你无论如何都不会把这跟所谓“强迫劳动”画上等号。

1995 年，因为需要优质的长绒棉制作高端衬衫，溢达第一次将业务拓展到新疆。到 2019 年底，溢达在新疆的员工超过 1300 人。公司介绍，不论民族或性别，溢达员工的平均薪酬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两到三倍。

除此之外，公司还在全疆翻修学校，捐赠图书，招募大学生支教，设立奖学金；改善员工及家属的医疗状况，在当地推进公共卫生建设等。2007-2018 年，哈佛、牛津、斯坦福等大学商学院都对溢达改善供应链关系，为棉农发放小额贷款等举措做了案例研究。

结论

在相安无事的和平年代，放入 BCI 标牌意味着企业认同 BCI 倡导的价值观——棉花生产过程应该对环境与工人有利，可以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其它非企业 logo 的标牌也有同样的道理，可以说明服装的某种品质或价值观得到了第三方认证，比如羊毛衫会经常看到的“纯羊毛标志”（Woolmark）。

遗憾的是，在很多人和事都不得不“选边站队”的年代，BCI 认证也不能独善其身，掺杂了一言难尽的复杂因素，违背了这一认证的初衷。

在“李宁把新疆棉写在标签上”背后的不是 BCI，而是棉纺行业的“隐形冠军”溢达集团。经过一番寻根问底，我们现在已经相当肯定，就算贴上 BCI 认证乃至发布“割席”声明的厂家，也不可能 100% 躲开新疆棉以及新疆棉花供应链，所以重要的是让厂家看到中国消费者的态度，而没有必要确实放弃那些还是会混有新疆棉的成衣产品。

在溢达所处的香港，港商原本按照世贸组织相关共识，可以用“中国香港制造”的标牌表述原产地产品，却不得不改为标注“中国制造”。如此种种，都是贸易摩擦泛起的涟漪，也都需要美国人“深表关切”的香港商户承担。这也就罢了，溢达作为一家香港企业依然受到“制裁”，是不是有点对它的“爱国爱港”取态看不过去才这么搞的呢？

我们的态度已经不能再明确——“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但是，考虑到引起如此轩然大波的一系列操作，可能仅仅是凭着外国人对中国新疆状况的“合理想象”才一路绿灯发展下去，整件事情又显得无比荒谬。

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能了解到中国的基本国情，能“不吹不黑”的讲述中国故事——也许很多人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但如果这样做了，其实真的有可能阻止很多像这么荒谬的事情发生，扭转双方不断对等升级的恶性循环。

我们正在鼓励更多人亲自到新疆走走看看——眼下春光明媚，正是国内游客去新疆玩的大好时机。但与之同样重要的，是鼓励更多新疆人走出去，走到全国各地，走向世界各地，或者在社交网络中，就像任何一个普通的游客或留学生一样，自然地遇到更多人，自然地影响身边的人，给他们讲述那些真实发生在新疆人生活中的平凡小事。他们就是我们，大家都一样，都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