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喜欢有人在他面前走来走去。”

此时，罗永浩坐在高出地面五级台阶的舞台上，十余盏舞台级灯光、四架高清摄像机，这批耗资两百万的设备，齐刷刷对准在他和搭档的身上。

进入直播间的那一刻，手机屏幕上的那个画面，迅速膨胀成一间六百平米的演播大厅。

除了老罗的声音，所有动静，都被这间巨大的演播室稀释了。

所有人都在避免与直播无关的动静。此时，若你走进来，马上会有人压低声音提醒你穿行的风险。因为台上那双眼睛，会注意到你。

尤其是这一天。老罗的心情不太好。

01、“刚正不阿”

18度，给老罗开空调，这是一个需要记住的数字。

这天，直播中出了点事故，老罗明显沉了脸，隔着镜头质问：“这是谁干的？”整个演播厅的氛围，在这一刻发生了变化。

老罗不能容忍瑕疵，这样的情景，曾经在当年锤科手机发布会中屡见不鲜，而这种时候，往往带来的是正向的反馈。“粉丝其实喜欢看到他这样。”一个工作人员私下评价。

除了人类热爱围观的天性使然，这符合粉丝对老罗的期待：他站在用户立场，反抗权威、反抗陋习。

他一贯如此。不管是当年发生在方舟子公司电梯间的那场当面对质，还是在西门子大厦楼下挥向冰箱的那一锤，他传递出的信号，都是刚正不阿的。

“刚正不阿”，是出现在老罗语言系统里的高频词，他还故意把阿（e）故意读成（a），让自己的刚毅同时兼顾幽默。三十岁左右的时候，他用这个词总结了自己的生涯，并写进一份万字“求职自述”里。

那句话是这样说的，“后来只好靠走关系才进了当地最好的一所高中，这也是我刚正不阿的三十来年里比较罕见的一个污点。”

除了罗永浩，你很难相信这段话会出现在其他人的求职信中。

那封信打动了俞敏洪，老罗得以进入新东方，拿到高额年薪。那是他步入公众视野的起点，算是人生的转机。

不过，他后来的人生走向并没有靠银行储蓄，推动他的，与那股子刚正不阿关系重大。

从老罗课堂上传播出来的不少段子，都是围绕这个核心所引发的笑料。当这套语言传播越来越广，最终一发而不可收拾，形成与芙蓉姐姐的分庭抗礼，他也红了。

他的语序、措辞，以及情绪转折，就像一组参数，组成他那套价值观体系的一部分，骄傲而又克制地运转了20年。

这20年像一段奇妙的冒险。在一部分人的认知里，他成了解释“什么是理想主义”的样本。他创业失败，却保持公众面前的得体，还债，在公共话语中被塑造成了美德。

还债过程中，大量细节都是公开的。

这导致他越来越像《楚门的世界》里那个楚门，只不过老罗是主动的，掌控着话筒和摄像机。

情节随时在产生波澜。在他质问“这是谁干的”那个晚上，直播间那个“福袋”抽奖系统，引起了他的反感。似乎是毫无征兆的，他突然在镜头里连串发问：福袋为什么设计得如此不合理？出于什么考虑？解决方案是什么？

现场没有人回答。

但直播结束后，团队要连夜研究方案。虽然有人觉得这没必要，但否定的意见不会从任何人嘴里说出来。

尽管老罗在公司的股权结构中缺席，并在公开场合推举真正的老板李均，称自己只是“头牌艺人”，但所有人都知道罗永浩的意义。

只要老罗在场，他就是直播间那个调动大局的核心。没人比他更清楚，那些舞台灯打在脸上时，应该如何调整情绪，如何把握语言，甚至，发脾气。

如今，所有人都能轻易从步伐、姿态和表情中获知老罗情绪的好坏，年轻的副主播们，也会依此调整自己在镜头前的状态，比如，当老罗心情不好时，就得更加严格按照流程进行，他们关注计时器的次数，也会比平时多很多。

这是他们所知的最有效的配合方式。

他们对老罗并不了解，甚至没有太多想了解的兴趣。“交个朋友“创始人黄贺说，很多员工来之前，压根就不认识老罗。

但大家又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老罗身上有种宝贵的东西，公司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呵护——你很难说清楚，那个被呵护的是老罗，还是理想主义。

02、细细的红线

如果要对这种呵护追根溯源，最后找到的答案，或许依然是那几位锤科的老人。

黄贺是老罗最信得过的同事之一，作为锤科产品总监，他和老罗一起经历过那艘理想主义飞艇迫降的时刻。如今，他总是守在直播间的镜头后面。

在对外发言中，他能表现出与老罗价值观的吻合，比如，说真话。“没有人慕名而来，很多人甚至过去对老罗没有那么多好感”，关于这家公司的“非理想主义”，他毫不避讳。

锤科0001号员工朱萧木依然是老罗的最佳搭档，Keynote遥控器在两人之间传递，无需多言，默契已经足够。

更远的地方，还有默默无闻的锤科第19号员工秦爷，他是最典型的投奔老罗的罗粉，从新东方讲课段子“入坑”，在《我的奋斗》演讲时着迷，得知老罗需要厨师后，他马上转让了自己在大连的饭馆，跑到北京。

他得到了那份工作，还有老罗主动给予的“补偿”：大连饭馆的一个月租金。老罗还让他把调料都寄到北京，并花钱买下了全部。

故事在温暖的照顾中开始，从锤科拿着800万对手机大业信誓旦旦开始，秦爷陪伴了锤科的整个起起落落，如今在罗永浩直播间，那些需要烹饪的菜品，也都出自他手。

“他永远在处理一堆特别特别难搞的事，”秦爷回忆老罗当年在锤科时的状态。

尤其是产品发布会的时候，很多难以预料的问题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出现。朱萧木也说：“发布会是最有压力的，每一次发布会都是，所有的岗位都是。”在他的记忆里，那是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持续两周的时间，马不停蹄。

在纪录片《燃点》中，镜头从老罗上台的角度拍摄了他所面对的发布会现场。幕布掀开，扑面而来的是破音的呼喊、闪烁的闪光点、举双手欢迎老罗的观众，那一刻他像极了摇滚巨星，但他又时常在这时显示出羞涩和扭捏。

那是一个足够让理想主义翱翔的现场。

在深圳春茧体育场，锤子科技发布了第五款新机——坚果Pro。其中细红线特别版在现场被浓墨重彩的讲述。

它是带有情绪的。“细细的红线”出自克里米亚战争，身着红色军服的英军士兵站成一排，抵抗俄罗斯军队，他们最终以少胜多。在军事史上，这支红色的战线，被命名为“细细的红线”。

红线所意涵的勇气和力量，被具象化到那部手机上，老罗还为它专门制作了短片， 用镜头语言给那个细细的红线赋予了无以复加的宏大感。片末，红线变成一个飞行物，拖着长长的红线，飞出地球，驶向宇宙。配乐的编排，也仿佛在传递某种命运的跌宕起伏。

那是一个用力颇猛的视觉表达，当时锤科刚刚经历了极其黑暗的2016年，整年没有融资，舆论对锤科的命运普遍看衰。

老罗那段经典的哽咽也出现在那个晚上。

“如果有一天我卖了几百万台几千万台，傻x都在用我们的手机，你要知道这是给你们做的。”那时的老罗走在事业触底反弹的转折点，但没人知道反弹后的去向会是哪里。

那次发布会，秦爷印象深刻，那也是他哭得最凶的一次，因为他犯了一个“重大”的失误。

在发布会之前，秦爷负责盯会场的展板，上面有当天要发布的产品真机图，但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展板被人拍下发布到网上，真机图提前曝光，微博刷屏，工作群也炸了。

“他没说什么”，秦爷觉得事情简直太严重了，但老罗并没有怪他。当时的老罗，要面对的事情太多了。

发布会结束后，大家出去聚餐，喝酒的间隙，秦爷躲到没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场。

那根“细细的红线”最终断裂在了2018年的冬天。

在锤科的最后阶段，秦爷收拾行李回了大连。临走前，他给老罗发了条信息：“餐厅都处理完了，现在实在是没有什么我能做的事了，我就回去了，任何时候需要我，随时联系。”

他后来回忆，看到老罗欠了那么多钱，他感觉自己也像欠了钱一样。

2020年的3月，老罗发来信息，“知道薇娅、李佳琦吗？“

没多久，秦爷又回到了老罗身边。

03、老罗的中场休息

如今，老罗倚在高脚凳的边缘，裤管提到小腿肚，一只小风扇持续向他送风。

围绕在身边的那些人，都知道他怕热，就算有空调，这个风扇也是老罗的一个标配，它被规规整整地摆在老罗面前。它出现在直播间里，也出现在老罗出席的综艺节目上，总有人对老罗细心呵护。

更多的呵护，是无形的。

“交个朋友”刚开始直播时，黄贺会守在现场，以便老罗需要协助时，第一时间安排。

黄贺是罗永浩直播间里的副主播之一，“交个朋友”的创始人，也是老罗的朋友。锤科当年发布那个颇受争议的TNT时，在心惊肉跳的演示环节，蹲在老罗身边的，就是黄贺。

“我会协调所有人，解决所有问题。”黄贺眼里的老罗要比过去更放松、更温和了，最直观的表现可能就是老罗弹吉他这件事。

“那次是我俩出去谈事，路上没什么事。他拿出琴来，说‘我给你弹一个’。”黄贺说当时老罗在车上弹了一段指弹，但后来不小心失误了，他自己解释了一句：“还在练。”

黄贺觉得，一个人如果是一个紧绷的状态，不会这个样子，更不会给你弹琴。

今年三月份老罗在厦门限制消费那次，黄贺也陪在他身边，那天老罗很郁闷，凌晨给同在酒店的黄贺发去消息，“出来坐一会。”两人聊到后半夜，然后去了三公里外的海底捞，吃到了凌晨四点，而三个小时后，黄贺还要一大早赶高铁去深圳开会。

“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陪他吃个宵夜嘛。”黄贺可能是对老罗还债这件事，最有使命感的人之一。

很多人都在默默无言地维护着他。在采访黄贺的前一天晚上，那时候已经是凌晨，“交个朋友”的园区门口，老罗的司机正在和一群门卫对峙。在送老罗回去的时候，门卫的一些言语对他们产生了冒犯，司机当时没有说什么，后来他送完老罗，折返回来，和门卫理论，“当时罗老师在那，我不可能说那些话。”

他身材魁梧，完全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将对方制服，但他依然保持克制，很难说，他是不是考虑这会对罗老师造成什么影响。

另一个老朋友，是朱萧木。他已经与“交个朋友”这家公司没有了官方声明的合作关系，更多时间在忙着经营自己的电子烟品牌福禄，只在每个直播日提前赶来，在杭州滨江的酒店订一间房，第二天准时出现在镜头前，成为老罗最默契的搭档。

他的电子烟生意已经遍布全国，但在采访中，他对讨论这个话题的兴致不高，“这个事儿已经是很成熟的模式了，没什么可聊的。”

采访在一场直播的间隙中进行。在那间十平米左右、空空荡荡的后台休息室里，朱萧木不再像几分钟前在直播间里那样妙语连珠，更多时候，他双手抱胸。他还穿着侍酒师的着装，那是刚才为了配合卖酒换上的“道具”。

不管是投资人还是合作换班，没有人会要求他和老罗保持某种绑定，但他每周还是会如约赶来。

老罗和朱萧木，还有黄贺，这些老搭档的关系如今有了重新的排列组合，朱萧木成为了福禄的创始人，黄贺是“交个朋友”创始人，老罗则把自己定位成打工人。

有些东西变了，又有些东西，始终没变。

去年4月1日的第一场直播就是老罗和朱萧木搭档，黄贺在一旁协助。那是最原生的锤科班子，首播之前，他们彩排了四遍，不断修改PPT、精心准备俏皮话，仿佛锤科的回光返照，他们依然在打磨那部理想主义原型机。

这次，他们顺利多了。

从一开始，资本就对这个项目产生了远超想象的兴趣。

“几乎所有的投资人都找过来。”黄贺回忆当时和老罗、李均与投资人频繁的会面，这当中，甚至还有雷军的身影。

如今，这支团队已经从7个人扩张到600人，直播频率从每周一播变成了每天一播，主播阵容也已经不仅仅是老罗、朱萧木、黄贺。

在公司搬到杭州之前，老罗的办公室就在直播间化妆室楼上，“偶尔能听到他在上面弹吉他，或者练鼓。”副主播林哆啦回忆。

在来“交个朋友”之前，她喜欢音乐，但和老罗从来没有深入讨论过这方面的事情。

在直播以外的时间，多数副主播与老罗的接触，几乎为零。楼上传来的琴声，始终在楼上，与林哆啦她们所在的空间，仿佛两个世界。

对于那些后来加入的副主播来说，站在自己身边的这个胖胖的中年人，他是一个著名的创业者，很多人认识他，他出现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听他的。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他有时候会暴跳如雷，有时候又极其体贴细心。他是搭档，但更像一个老板。

他提出一个需求，现场立刻会有人做出反应。

“李正呢？”这晚直播中，朱萧木和李正该换班了，但李正还在化妆间，她对提前换班的安排浑然不觉。老罗话音刚落，一位场记立刻蹦了起来，冲向后台。

整个响应过程，每个人都是跑着在执行。不一会，李正跑了出来，PPT的画面定格在一款女性护肤品上。

“这种事儿就别再有下回了。”李正事后提醒自己。没人会给衔接过程的失误提供解释的余地，包括当事人自己。

当老罗在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大事。因为那个等你的人，是罗老师。这意味着很多。

04、我的搭档罗永浩

95后的李正，是“交个朋友”直播间里的第一位女主播。

去年5月份，直播间卖棉柔巾，没有模特，原本选品的李正上去试用产品。直播间第一次出现女生，弹幕里开始起哄，“让她来播。”

两周后，李正站在了罗永浩身旁。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脸上的肌肉都在抖。”李正回忆，紧张感和压力突然降临，弹幕里还有人在说：“你声音能不能大点”。

公司建议她去多看别人直播。她去看了薇娅和李佳琦，发现根本用不上。“风格完全不一样”。罗永浩直播间是要求调性的，你得克制、不能太戏剧化。

没有可以借鉴的样本，压力持续了数月，李正每次上台都会害怕，压力大了就会崩溃，然后躲在没人的角落里哭。同事安慰她：“没事，你特好，你这样挺好的。”

“但这种安慰是我不需要的，我要我更能搭得上罗老师，我要我更好。”

压力最后带来了所有人的进步，这是风口行业，所有的问题都必须在时间和经验的累计中被消灭，要么主动要么被动。

年轻的副主播们掌握了各自擅长的直播方式。唯独一点，是她们共同的难题：如何跟上老罗节奏。

“我到现在也摸不透他。”副主播林哆啦说。

老罗在直播兴奋之时会敲桌子，林哆啦被吓到过。她不熟悉这位直播间的灵魂人物，所有的知识都是现补的。她找了很多办法，翻粉丝群里的聊天记录，跟粉丝请教老罗的梗是什么意思。

即便如此，当她与老罗一起站在镜头前，偶尔还是不知道如何接话。

看似简单的讲解也会紧张，比如上食品的时候，“我不知道说让他吃好，还是不吃好。”而当老罗拿起餐具，把PPT的遥控器递给林哆啦——相当于把场子交给她，她也总担心，气氛突然冷掉。

关于直播技巧。老罗对她只说过一点：“你笑和不笑，完全是两个人，你要多笑，你笑起来比较有亲和力。”现在，林哆啦会注意在直播间的返送屏上监控自己的表情。

尽管老罗反复强调过，自己只是头牌艺人，但对于年轻主播来说，毫无疑问，他是那个在台上台下决定一切的人。

当好老罗的搭档，并非易事。

副主播安甜在今年5月选择了离开。“交个朋友”对此的回应是：“和平分手。”

安甜是去年10月加入的，此后7个月多里，每周的生活就变成了往返沈阳和直播间。最早的目的地是北京，后来变成杭州。开播当天上午，她会得到一张产品表格。上播前，她要灌下三罐可乐，那是保持一晚上精力旺盛的能量。

她几乎没有棱角，会躲避一切恭维，也不习惯给人添麻烦。比如直播带货这件事，她很少找公司的人请教，而是请朋友来看直播，然后叮嘱对方，看到什么问题就直接说。

“因为公司里的人即便发现问题了，也不好意思跟你讲。”

她亦不愿评价公司。采访中，所有涉及公司的问题，她都用中庸的人生哲理消解掉——似乎时刻手持盾牌，和你在两个世界兜转。

这跟老罗的价值观宇宙也不相符，但她对老罗没有分毫的否定。当我们问她最想和老罗说什么，她回答：“希望他每天开心的时间多一点，烦心事少一点。”

在“交个朋友”这家公司里，人员变动更加的单纯，不再具有什么关于志同道合的解读。

05、难以抗拒的“罗化”

在年轻的副主播和老罗之间，似乎永远存在着一种陌生感。

也许和老罗的社交恐惧有关，所有的交流，都在直播结束后戛然而止。

关于直播间之外的老罗，年轻主播们几乎保持了一致：不了解。但每个人都提到他的细致和体贴，“他是个绅士，身上有种与外表非常不相符的细心。”

一次在台上，李正说的话，老罗不认同，直接怼了回去，场面突然僵住。“当天晚上罗老师发过来一条微信，他说在台上说的话没别的意思，让我别往心里去。”李正说，这样的在意，让她会感觉有一点温暖。

让这位年轻女孩感念的细节还包括，两人同台时，如果推销吃的，老罗永远不会忘记给她盛一份，饮料也倒好，然后两个人干杯，一块喝掉。

安甜觉得，罗永浩和李正的相处，有时候像父亲和女儿的感觉。

李正身上有像老罗的地方。可爱只是她在直播间里，以及老罗面前的人设。她的理由是，“既然我在镜头前的人设是被罗老师接受的，那我在他面前也要是那个样子。”

真实世界中的她，直来直去，甚至一点就着，“这还挺像老罗的，非常遗憾。”李正说。

对于坐在这个直播间里的人，抗拒“罗化”或许是件很艰难的事情。

潜移默化间，对老罗的衡量标准、在意的点，她会习惯提前想到——至于她自己是否理解和认同，这并不重要。这是在老罗逻辑下的生存本能，也是对他的尊重和保护。

她只能尽力去对抗那些过于明显的“罗化”标志，比如说话的情绪和语气。

“我哪怕是骂人，也是现在说话这个音量。”当时已经接近凌晨，李正的声音不大，但能保证在化妆间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得清楚。“你说你嚷嚷什么啊，你好好说呀，挺吓人的。”她又描述起老罗。

但她也自知幸运。是时机把她推上了主播台，“如果按现在的招聘标准，我这种什么都不懂的新人，是肯定上不了这个台的。”

现在的新人，需要先在周一到周四的场次“试戏”，如果还不错，他们的部分视频会被发给老罗。但这不是一个好通过的面试——直到现在，和老罗搭档的，依然还是早期那一批搭档。

他习惯和熟悉的人一起工作。

06、规律运转的赚钱机器

开张一年多，罗永浩的直播间里，还是随时会冲进人来喊，“老罗呢？”“龙哥在哪？”很明显，他们就是冲着老罗来的。

但以目前的日播频率，以及老罗勤奋的还债计划，他显然不可能时刻在场。

“交个朋友”的副主播们，已经撑起了直播间的大部分播放时长，罗永浩本人贡献在总GMV中的占比，已经一降再降。这是刻意为之。

“直播带货是一项长期事业，必须健康发展，我们不能让公司的大部分营收都出自一个人。”黄贺说。

第一次让老罗脱离直播间的尝试，起源于偶然。去年四月，老罗拉肚子，无法到场。黄贺记得，“距离直播还有一个小时，他起不来，需要输液。”

取消太可惜了，当时一周只播一次。在和管理层商量之后，黄贺硬着头皮和朱萧木一起进了直播间。

那场事故，为直播间的变化破了冰。团队开始考虑为老罗搭配年轻主播。“我们的用户基本以理工男为主，这部分人买东西的最佳组合，就是一个产品经理型的男性，和一个颜值高的女性，可以得到最好的转化效率。”黄贺说。

90后的林哆啦是位经验丰富的女主播，早年在YY玩过秀场直播，后来与朋友组乐队在餐厅驻唱，抖音兴起后，她又有了新场子。

去年6月，林哆啦的抖音直播间进来了一个名字，他给哆啦刷了一个价格不菲的礼物，问了一句：“会不会唱《世间所有美好都与你环环相扣》？”

林哆啦一开始觉得这是个冒牌ID，但她还是点开了那个名字——罗永浩。

1000多万的粉丝，货真价实的老罗。

林哆啦唱完歌，罗永浩悄悄离开。不久后，一条私信发了过来，“对电商有没有兴趣？”

林哆啦当时对这个人的了解，仅限于知道他4月份在抖音开了直播，是锤子手机的创始人。其他则一无所知。

另一位女主播安甜也被类似的方式找到。她此前很少直播，“我大概也就播了那么几次，碰到了，说明有缘分。”收到邀约后，她找了一些朋友咨询，其中包括和罗永浩有过近距离接触的王勉，那时候他刚刚拿到2020年《脱口秀大会》的冠军，罗永浩是节目“领笑员”。

安甜只问了一个问题，“罗老师这个人好不好相处。”得到肯定答案后，她应允了。

从去年10月份开始，这几位年轻的副主播，逐渐成为“交个朋友”直播间里的老面孔。慢慢地，有粉丝记住了他们，从一开始的“那女的叫啥？”，到后来像复读机一样给他们打Call，“xx最美，xx最美……”

至此，这家赚钱的公司真正规律运转了起来。直播频次从每周三次，变成每周六次，直到最近，填满了日历表上的每一天，直播时间，也调整为中午12点到凌晨。

疲劳的感觉，在每场直播的尾声最为明显。这是返场复播，主播需要对当日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进行反复讲解。但机械的重复与午夜的困顿交缠，烦躁，也会难以抑制地出现在主播们的眼角。

适应，是这些年轻人唯一的办法。

包括搬到杭州。在黄贺的解释里，公司选择迁移杭州，是想让员工在电商直播领域工作更方便，杭州作为新兴城市，对年轻人也很友好，“例如政府会给应届毕业生提供现金补助，大专以上学历、缴纳一个月社保即可落户杭州。”

但对年轻人来说，实现梦想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管是对他们，还是“交个朋友”这家公司，在过去一年的狂奔，以及在商业计划上的雄心，都是有代价的。

团队多数人已经习惯在凌晨4点入睡。搬到杭州一个月，一些员工的社交圈子只停留在公司内部，踏出大门，城市依然是陌生的。

他们甚至没有时间踏出滨江区这片电商产业区。

最悲哀的吐槽是，“到了‘交个朋友’之后，自己没了朋友。”一个副主播对我们说。

很多情感上的需求，在这套机器里，成为了“奢侈品”。

赚钱，是它一开始存在的唯一目的。搬到杭州后，一切变得更加自然——公司新址，距离薇娅的谦寻步行不到15分钟；到雪梨的宸帆，只需3分钟。附近电商机构星罗棋布，落座产业园区缝隙间的餐馆里，人们讨论薇娅、讨论老罗、讨论直播带货中的任何一个环节。

生活显得太遥远，这里只有关于工作的一切，这也成了罗永浩与那些陆陆续续进入公司的几百个年轻人之间最直接的纽带。

老罗的还债方案，承载着一大批年轻人的梦想。但不巧的是，还债是短期计划，梦想却是长远的。

黄贺能看到老罗还债的具体进度，那份还债的Excel表格，一两周会更新一次，黄色是正成进行，红色是紧急的，灰色是已经完成的。归还全部债款的时间，或在2022年的4月1日前夕。正好两周年，有始有终。

在老罗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他说：“最后一笔还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一个仪式性的东西。”

时至今日，人们已经很难找到什么理由，去怀疑这个日子来临的那一刻。同时，另一个变量已经萌芽：等老罗还完债务，他会在直播带货领域待到什么时候？

“我们现在还没有想那么远。而且，我们也不希望一直依赖‘罗粉’。”不止一位“交个朋友”的员工表达了类似的想法。

这家公司的气场，确实与锤子科技是不同的。人员的流动，数据的飙升，不再仅仅依靠于老罗的个人价值观和理想主义。尤其对于那些选择从北京搬到杭州的年轻人而言，更大的吸引力，是行业本身。

“直播带货现在是风口，我们又是佼佼者，很多人是愿意跟我们一起奋斗的。”黄贺说。

“交个朋友”官方也在降低对老罗的依赖，前不久，他们发布消息称罗永浩在公司GMV中比例下降到40%。“ 我们一直致力于把‘交个朋友’科技做成一个真正的企业，而不是只依靠一个大网红生存的明星工作室。”

从直播第一天起，这家公司就已经开始盈利，老罗没再成为“行业冥灯” 。只是，商业路径的变化，让如今簇拥到老罗身边的新人，看起来与他全然不同。

曾经的老锤科员工，是可以融入理想主义信仰之中的，而如今呢，哪怕是与老罗看似亲密的副主播们，对他的个人魅力，也几乎无动于衷。

对老罗这个人，“喜欢谈不上，我觉得很少有人能真正喜欢自己的老板，你顶多就是尊敬。”一位副主播说。

在这家快速运转扩张的公司里，所有的疯狂不再源于某种信仰，而是更朴素的赚钱目标。这让很多公司事务变得简单了。

因为对公司和行业的看好，这些年轻人决定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承担城市迁移的成本。

这其实是正常的商业公司文化。然而，当这种氛围出现在老罗的团队里，似乎又有些让人感到凄凉。

“这家公司就是来还债的。”有员工如此直白表达。

当年创办锤子科技之时，罗永浩曾经在微博上招工程师，结果来了一堆粉丝。最早的十几个工程师里，只有一个学过安卓，其他人全是在上班第一天之后，才开始写第一行安卓的源代码，“为了我改安卓了，你想想这个情义你真的一辈子都报答不了。”老罗说。

然而，这些情感有时候也是包袱，需要老罗透支消耗自己去回馈。当这些复杂而迷人的包袱不复存在，出现在“交个朋友”的老罗，也变得更松弛了。

从来没有人笃定，老罗在还清债之后，一定会去做别的事情，但同样也没有人确定，他是不是会一直留在这个直播间。

“他应该做他喜欢的事情。”不只一位副主播提到这一点，“手机，或者是音乐。”当然可能还有别的什么。

07、迎风飘扬的红旗

某天，在交个朋友的厨房里，老罗对秦爷说：“小秦，有时候真想退休。”老罗在前一天和秦爷发了火，他进厨房本来是向秦爷表达歉意。

“退休也挺好，你不是后面还要做电子产品吗？”秦爷问他。

“但这个时机可能已经错过了。”老罗接下去也没再说什么。

从秦爷的视角，老罗本身是会感觉到疲惫的，但他又是一个永远不怕麻烦，不怕把事搞大的人。直播间从一周一播，到现在每天一播，整个团队在满负荷运转，越来越多的年轻副主播加入公司，手机上的那个罗永浩直播间，隔三差五就会出现一个新面孔。

有时候你会看见一个年轻人，因为紧张而表现不佳，在一片弹幕的骂声中带货，然后在不久之后从这个直播间消失。

很少有人关心失败者。

除了老罗。期待“失败者”罗永浩卷土重来的呼声，在他还债的这几年从没停过。

手机市场的战火已经与他无关，他成了原本那些竞品的下游，成为了朋友，原来的竞争“角斗场”，如今已经风平浪静。

老罗登台露面的频次大幅提高，每周拿出三天卖货，在那个所有硬件几乎都是满配的直播间里，舞台灯打过来，摄像机就位，有些人依然陪在镜头外的某个地方，他们注视着老罗，但在场下，再没有破音的尖叫，也没有在体育场里悬垂下来的巨幅锤科大旗。

台下变成了一组客服队伍，他们细心答疑，尽量让处理问题的方式符合老罗风格。这种方式具体是什么？他们能比较清楚地理解怎么执行，但要说出来，依然是那个可以解释大多数问题的词语——理想主义。

杭州的夏天，即使入夜，也依然酷暑难耐。在“交个朋友”直播间里，热风被阻隔在门外，室内只有均匀的冷空气。但在这个空间里，所有人都是严肃的，找不到任何内心澎湃的迹象。

和过去宏大的发布会现场相比，空间与氛围的对照，让人沮丧。

按照故事的发展，老罗本应处在低潮，或者说，是一个“耷拉”着的状态。

但说来也怪，尽管没有风，五星红旗依然飘扬在校园上空。

——像他上学时的那段著名的作文。

而吹动老罗这面旗帜的从来都不是直播带货的风口效应。依然是那个理想主义的符号，在2020年和2021年、在众人的保护中，好好地保存在杭州的滨江。

每一个副主播都无条件配合身边的罗老师，有一部分是敬畏，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马上要到50岁的中年人，还有未了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