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红杉中国投资的原点
“一个科技主导的创业新时代已经到来。” 红杉中国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称人工智能、高端制造、医疗健康等深科技、硬科技领域，已经超过红杉中国投资组合的 80%。
无论是电商、O2O、移动互联网还是今天的 AI 制药、企业服务和硬科技，红杉中国成立 16 年，实际上一直在加注一个方向 —— 找到数字化科技驱动经济发展进步产生的结构性机遇 —— 换句话说，“科技驱动” 是红杉中国投资的原点。
红杉中国在几乎所有领域里取得的成功都基于对这四个字的坚持，还有作为一个组织的传承。
投资是一个小众行业，无法复制，更不用提标准化，因此这个行业高度依赖个人能力。这种特性增加了一个组织传承的难度，小而美往往是投资机构的典型形态，也让这个行业里充满了昙花一现和个人英雄主义。
但红杉中国和沈南鹏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找到一个个好企业固然重要，但红杉中国希望创造价值和传承成功，这靠的不再是某个个人，而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通过协同来增加胜率，这背后依赖的是系统、组织制度和价值观。
在红杉中国举办第一届” 数字科技全球领袖峰会” 的前夕，《晚点 LatePost》采访了多位红杉中国的合伙人、董事总经理，他们讲述了红杉中国眼里一定要抓住的系统性投资机会，以及他们对商业和投资的思考。
投资理念开始回归 “常识”
今年已经有多位科技公司创始人卸任 CEO 或董事长了 —— 贝佐斯 2 月辞去亚马逊 CEO 一职，黄峥 3 月卸任拼多多董事长，5 月，张一鸣也卸任字节跳动 CEO。他们都声称想腾出精力处理公司之外的事务。
贝佐斯说要把精力聚焦在三件事上，其中之一就是火箭公司蓝色起源（Blue Origin）；张一鸣认为虚拟现实、生命科学、科学计算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已逐步显现，他需要帮助字节跳动 “突破业务的惯性”；黄峥说得更直接，在他看来 “传统的以规模和效率为主的竞争” 有不可避免的问题，要改变就要在核心科技和其基础理论上寻找答案。
姑且不论他们是否是真退休，但他们都提到了 “真正” 的科学技术。
科技在如今的宏观环境下被摆上更重要的位置，相较消费互联网公司的模式创新，能帮助国家实现自力更生的技术创新变得更加迫切。十四五规划中，如何解决科技创新的难点，处处都有顶层设计的印记。
具体到创业，典型如半导体、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AI 制药等硬科技领域的项目受到市场追捧，今年 A 股市场光伏、新能源 ETF 指数涨幅超过 70%，半导体 ETF 指数涨幅约 35%。巨头公司也把科技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今年 10 月的云栖大会上，阿里称科技不仅创造商业价值，更是创造社会价值、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载体。
互联网和科技发展相辅相成。
沈南鹏认为，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体量，不仅在过去十多年中孕育出成功的消费互联网市场，企业级市场同样有巨大潜力，尤其是业务流程数字化成了包括零售、汽车、OEM（代工生产，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到制药等每一个重要领域都要考虑的重要发展路径。此外，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制造业更需借助物联网、机器人以及自动化工具等诸多数字科技创新手段支持转型升级，在做大规模的同时，更加智能、更加高效。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
红杉中国合伙人周逵觉得数字时代远没有结束，他认为正是互联网推动着各种应用基础设施的出现，比如娱乐、通讯、物流、支付等，这些基础设施就像当年的铁路和电力，意味着服务具备极高的效率和极低的成本。若用 “圆” 来比喻互联网，它的核心特征是连接和数字化，连接之后才有数字化，数字基础上出现场景智能。
红杉中国成立 1 年半后加入的合伙人刘星说，移动互联网最宝贵的一点在于让中国十几亿人口都更加直接、亲身体验到了技术带来的改变，都更加相信了科技的力量，“实际上创新及其应用最大的障碍，就在于认知是否到位。”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大环境是，每一个行业都在加大对数字科技的应用，它也开始渗透到每一个业务环节里。
红杉中国合伙人郭山汕说，他参与投资的潮流网购电商平台 “得物”，实际不是在投一个潮流品类，投的是未来多个品类的共性趋势——“潮流”。数字科技也是这样，它也是一种共性趋势。在消费行业里有数字科技的成分，工业科技里有、医疗健康里也有。
各行各业都可以被信息化、智能化、数据化重新定义，只不过目前这种趋势从软件层面开始往硬件层面深入。
红杉中国合伙人富欣在加入红杉中国之前就已经是工业领域的行业专家，她认为科技在变革着人类的经济结构与生产方式，它对传统工业领域带来的影响和改变都是颠覆性的。
每个行业都可以被技术重构，红杉中国把这个现象称为 “数字科技”，也是这家投资机构一定要抓住的下一个投资趋势。
周逵认为数字科技就是用 0 和 1，把原来生活里面的模拟信号都变成数字，可以复杂模拟、计算、存储、传递了。
刘星从宏观经济层面解释，政府如今强调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而促使生产率可持续提高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科技，所有引领、推动、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和应用都是数字科技。
红杉中国合伙人郑庆生认为，红杉正处在一个构建下一个商业模式大爆发时代的前夜，无论是新材料、新能源、元宇宙、碳中和、人工智能等，都在构建新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新基建时代，这个新基建时代的核心就是科技的驱动。而在这个时代中，红杉中国本身也在科技的驱动下不断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不仅红杉投资科技公司，红杉自己也日益成为一个 “科技公司”。
“恰恰因为过去很多公司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对效率要求更高，导致全球领先的世界级场景能够在中国的产业领域出现，让产业领域的数字化成为可能。” 红杉中国投资合伙人吴茗认为。2018 年加入的吴茗，此前是人工智能企业第四范式的联合创始人，她分享了图灵奖获得者 Jim Grey 的一个演讲，里面提到科学的发展有四个范式，第四个范式是数据密集型科学。通过数据和算力来探索前沿、驱动未来。吴茗说自己理解的数字科技指的是更底层，是一种思维方式，有点像曾经的” 互联网思维”。
红杉中国语境下的 “数字科技” 不是某一个行业，也不是某一个具体投资领域的名称，红杉中国的合伙人们对它有不同的定义，但他们的回答都指向了更深层的理解：是现象，是变革，是推动要素，也是思维方式。
科技投资在红杉中国发展了 16 年
十六年前的夏天，硅谷风投公司联合组织的那场著名的访问中国之行，被视为中国 VC 行业的分水岭，在此之后，包括红杉全球在内的一大批外资基金开始在中国设立投资机构，沈南鹏也在这一年与红杉一起创办红杉中国。
过去的半个世纪，红杉美国抓住了信息时代的每一个浪潮，沿着 “半导体 - 整机 - 网络 - 安全 - 内容 - 企业软件” 的路径投资，用周逵的话说，浪潮明显，是 “一浪接着一浪”，而红杉中国面临的情况不同，是 “多浪叠加”，投资领域也需要更全面。
因此红杉中国在 2005 成立之初逐渐形成了四个大的投资领域 —— TMT、医疗健康、消费服务、工业科技，几乎覆盖了当时所有最主要的行业。在科技投资和币种延展上，红杉中国也跑在了前面。2008 年，红杉中国在美元 VC 和美元 PE 之外开设了第三条产品线，完成了近 9 亿元的人民币基金 I 期募集，用来投资想拿人民币的创业公司。
募到第一支人民币基金的那一年，红杉中国组建了 Clean Tech （清洁技术）团队。在当时，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能源、污染和制造问题也更突出，这就是 Clean Tech 投资团队的由来，专门投资工业进程中的清洁技术公司，比如做市政水处理的中持水务；生活垃圾发电公司百川环能；工业污水处理公司新大禹；解决了北方园林绿化和节水的双重诉求的蒙草抗旱；解决大气污染治理问题的国能中电；解决土壤污染土质修复问题的建工修复等等。
过去在粗放的大扩张时代，煤炭代表着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气候危机迫使各国做出行动，中国在 2020 年做出的减碳承诺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能源，减少中国经济对煤炭的依赖。今年 3 月末，红杉中国与远景科技共同成立总规模 100 亿元人民币的碳中和技术基金，投资重点就是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
在红杉中国负责工业科技领域投资的合伙人富欣说，碳中和会带来惊人的影响，它甚至改变了一些经济评估体系，未来公司必须要考虑与碳相关的要素，比如可以用很低的价格使用可再生能源，这也会倒逼更多的技术尝试和努力。
早在多年前，红杉中国就开始有意建立一支科技属性更强的投资团队。在 TMT 方向上陆续增加了材料、汽车、能源与双碳等多个垂直科技方面的专业投资人。目前，红杉已经将 TMT 和工业科技两个方向合二为一，关注前沿科技、企业服务领域的投资人数量占到整个 TMT 团队的 80%，远远超过了 to C 方向。
这种组织方向上的调整开始露出端倪发生在 2018 年左右，合伙人郑庆生感受到一个明显的变化，月度会上有越来越多的同事分享人工智能、芯片、先进制造、机器人这些领域的研究报告，他形容这是一种慢慢形成的潮流。
这种潮流的背景是，视频和微信占据了用户绝大部分时间，几大电商企业陆续成熟，以流量为核心的模式在现有的软硬件基础下已经阶段性见顶，转向更多的技术领域成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郑庆生说，“国产替代的技术和人才都越来越多，这个大势和人的判断是共同震荡的。”
长期投资 to B 领域的红杉中国董事总经理翟佳说，习惯在 to C 企业上挣快钱的投资人过去不屑于投 to B，但 2018 年他观察到有了明显变化，随着 to C 领域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少，他们开始认可 to B 投资的价值和机会，这种趋势在 2020 年疫情之后更加明显。
2018 年红杉中国还组建了种子基金，成立 3 年投了 180 多家企业，其中多数都是硬科技和企业服务企业，郑庆生说，种子基金强调 “投早、投小、投科技” —— 单轮次投资金额上限是 500 万美元，投资意向书只有一页纸，通常的时候只需要开一次会议就能决定投资 —— 这些都是为了帮助红杉中国更快更早地接触到最前沿的创始人。
也是在 2018 年，沈南鹏对内强调，要扩大红杉中国在科技和企业服务方面的人才数量。这一年，前人工智能企业第四范式联合创始人吴茗的加入被内部视为标志性节点，2019 年红杉中国又引入了曾主导投资先导智能、Ucloud 的靳文戟，投资了梅卡曼德、黑湖科技的公元，投资了滴普科技、数澜科技等企业的刘雨坤等人。
据《晚点 LatePost》了解，红杉中国快速调整了其人才结构，目前企业服务和科技领域的投资副总裁（ VP ）人数已经占据多数，超过了 to C 领域的 VP 人数。
“我们在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始。” 郑庆生说。
红杉中国的科技投资方法论
红杉中国怎么做投资？当把这个问题抛回给他们，几位红杉中国的合伙人在不同时间回答了几乎相同的关键词 —— “全产品线”、“专业专注”、“深入研究” 与 “团队作战”。
红杉中国的 Slogan 是帮助创业者 From idea to IPO and Beyond（从想法到上市及以后），这是红杉中国选择做全产品线投资的一个重要动因。
沈南鹏说过，作为投资人来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事求是，不要忽悠创业者。周逵在投资行业已经 20 年，他眼里的这个行业的评价标准往往不是追捧英雄，大部分人把赚了多少倍当成一个投资人的成功，但投资行业里仍然有一些很珍贵的东西需要去发掘，比方说诚实。
相比所谓的风口和赛道，郭山汕更关注投资本身的事，他随口说了很多例子 —— 比如项目的覆盖，毛利率是看产品的一个核心指标之一，反映了你的竞争力和对手的竞争力，不管是硬件，软件，还是消费品，都应该关注毛利率和相关含义；比如和人打交道，怎么能够比较容易地走到创业者的心里，让他也走到你的心里；比如独立客观地解读一个信息，包括提问题的能力、听问题的能力 —— 如果在此之外还能有一两个比较擅长的方向，对郭山汕来说就已经很充实了。
除了诚实，在周逵眼里，红杉中国成为今天的样子有两个最基本要素，一是全产品线投资，另一个更重要的是 Focus（专注），顺势投资而不是逆势，这里的 “势” 是指整个经济发展的数字化趋势。
“互联网带动的各行各业数字化的过程，远远还没到头。” 周逵拿消费行业举例，投新消费，实际上是在投品牌的规模成长，这背后要的是营销效率、供应链效率和管理效率的提升，而这两者都是产业数字化后的一种表现。
专注是专业的前提。创新使得效率大大提高，导致产业边界扩展和集中度增大，这表现是成功的体量在增大，同时成功概率却在降低。周逵认为这对投资人在所处行业的专业度要求更高了，专业化的回报也是更高了，“智商都差不多，你要做到专业化，你必须专注。”
专业化有两个方面，一是掌握更多行业的准确信息，二是对行业的认知足够深。一位互联网高管曾经说过一句金句，“很多认知深的人并非认知深，而是知道正确的事实多。” 郑庆生把红杉中国的专业化总结为两部分 —— 信息差和认知差。
信息差指的是，红杉中国尽可能更有效率地去完成信息的收集。而认知差是指红杉中国在和同行掌握一样信息的情况，能够推导出别人没有推导出的观点，做出更准确的判断。这依赖长期持续的行业研究和月度会、季度会的反复讨论。此外，《晚点 LatePost》了解到，红杉美国、中国、印度与东南亚，全球团队间也会有一些分享与交流。
注重行业研究是每一个采访对象都提到的关键词。随着投资越来越贴近产业，由谁来完成这项工作就变得很重要，红杉中国拥有一批合伙人，用吴茗的话说，这些人都是真正在实际业务里面 “扛过枪的人”。
红杉中国合伙人富欣在制造和能源行业工作超过 15 年，十多年前沈南鹏主动找到她希望其加入红杉。直到今天依然让富欣印象深刻的是，沈南鹏特别尊重和在乎从产业过来的人。
如前金鹰国际 CEO 苏凯，现在红杉中国的合伙人，三年前加入后主导投资了泡泡玛特这一潮玩公司。除了吴茗外，红杉的其他投资合伙人还有比如被称为 “时尚女魔头” 的前 VOGUE 杂志主编张宇，今年初加盟，主导红杉中国入股了国际潮流电商企业 SSENSE 。这个人员名单还在逐渐增加。
红杉中国开始产生批量化研究报告的习惯是从 to B 组开始的，翟佳回忆，当时他们组只有几个人，但在 2018 年做了四五十个报告，数量最多，质量也很高。
翟佳总结研究报告的帮助有三个方向，首先可以减少错过投资的情况，如果不做系统性研究，很容易有盲点，这是做研究最主要的驱动力；帮助找到前瞻性的投资机会，尤其指的是未来半年到一年内会快速发展的小领域，投资团队可以先去快速布局；同时还能帮助回顾复盘，比如某个领域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红杉之前对它有疑虑，现在是不是要进去？
做研究的同时，红杉中国还会建立生态圈。这其中很大的一个门槛是时间，红杉中国在各个行业的布局都很早。富欣用汽车行业举例，除了红杉中国投资的蔚来、小鹏这些新造车公司，他们和传统车企的关系也很好，后者被视作红杉生态体系的重要部分。
采访当天，富欣刚刚把自己投资的一个产业链产品介绍给一位传统车企 CTO，对方回答说 “好事，我安排人对接。” 对富欣来说，这意味着对红杉的信任，“相信我们的判断和选择。”
郭山汕说红杉中国肯定会接受 miss（错过项目），他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但关键是不要系统性地错过重要领域和重要创业者。
但他强调在三五年之后要对这些 miss 进行复盘，进行有效的复盘是很难的。投资行业里很多信息都是沉默信息，比如 “这个创业者很牛” 的评价，这个信息本身不够丰富，可能带有很多主观性，也可能带了很多客观性但无法描述出来。
要实现有效复盘，关键是信息要被真实记录，投资人要真实地面对自己和当时发生的事，实事求是，所谓的灵魂拷问非常重要。有一些情况很容易被忽视，郭山汕举例，比如一个创业项目你看好但没有投，如果后来它的确发展得不好，更应该复盘，“因为当初是 IC（投委会）帮助你躲过了失败的投资。类似情况还有很多，这些如果都能被系统地回忆、记录跟复盘，相信你的成长和迭代会更快。”
沈南鹏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一个伟大的企业如果想做百年老店，在这一百年当中你有很多的机会去跟它成为伙伴。如果 A 轮丢失了，那就从 B 轮、C 轮开始；如果 B 轮、C 轮丢失了，IPO 也可以是你第一次跟它建立合作关系的机会。重要的是，“要做创业者永久的合伙人，这就要求我们要保持对行业的深度研究和观察，同时保持对这些企业家的长期关注。”
当科技领域的投资成为红杉中国的主角，很多变化也随之而来。
和消费互联网企业的发展路径不同的是，刘星总结大多数科技企业的成长速度就像飞机起飞，在前期比较平缓，但到达一个拐点后会陡峭上升。这种情况下要做早期投资，刘星觉得对投资人专业判断能力的要求更高，“看你认不认可这个技术路径，科技投资，‘科技’ 肯定很重要，但从技术 - 产品 - 商业化 - 规模化，每个环节都有一定转化率，要过五关斩六将。”
投资力量也变得更加多元。科技投资绕不开高校和科研机构，他们有学科、人才、研究的巨大优势和产出成果；科技投资也绕不开产业基金，后者的专业度更高，离业务也更近。红杉中国选择与他们合作，在一些自己擅长的地方提供竞争力，比如人才引进、上下游生态搭建、公司战略与管理等等。
一群最优秀的人在一起工作
红杉中国如今有两百多人，其中合伙人将近 20 人。红杉中国从创立之初就开始设立合伙人制，在投资会上，红杉中国没有 Boss，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而是集体决策。沈南鹏曾说，“对一家投资公司来说，比看到一批被投企业成功上市更重要的是 Partnership（合伙人制度）的演变和成熟。”
红杉中国也没有 KPI 和 OKR，依靠每个人的自驱力，吴茗形容这是一种 “红杉特有，没有人管着” 的状态，富欣用一句话总结这种状态 —— “不用扬鞭自奋蹄”。
很难想像一个两百多人的组织可以不依赖考核，仅靠每个人自己来实现高速运转，这对每个人的自我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自驱力不难，但持续保持很难。
在翟佳眼里，这个问题并不复杂，他认为其实就是管理团队以身作则。周逵的办法是从源头解决，在选人用人上就挑选其他组织里最有驱动力的人，同时注意不要让优秀的人先走。“当你发现自己能欣赏旁边的人，你也在进步了。”
但有才华的人总是有抱负，渴望成长，外部的机会又越来越多。一个组织规模大了，如何处理好成长、回报、合作等各种诉求，这对今天的红杉中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我们要让他 / 她看得到成长空间，也要让他 / 她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周逵说。
红杉中国这种 “没有人管着” 的管理方式，让多样性得以存在于这家投资机构，每个人的个性都是鲜活的。
周逵喜欢穿格子衬衫以及印着红杉 logo 的 T 恤与帽衫，这帮他给技术创业者留下个 “都是自己人” 的第一印象。在投资之余，周逵给自己的放松方式是养鹅种菜，“有时候种多了，我家的菜都吃不完送人。”
刘星 2007 年加入红杉中国，当时他已经 36 岁，自称是整个公司里入行最晚的投资人，他笑称这意味着自己非常有长期主义。刘星在加入红杉之前就意识到要把投资作为终身职业，他喜欢投资行业里那种不断在学习，始终保持工作精力和热情的状态，“永远在学习的人最年轻。” 刘星正在努力地学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科技投资人。
郭山汕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他说投资适合自己，而创业未必。因为创业是 all in，只能 100% 投入在自己专注和相信的事情上，但投资是 in all，更适合他的性格。2010 年他 29 岁的时候加入红杉，关注领域一直在变，先做研究，工业、消费、物流、TMT，但郭山汕不觉得自己一直在换，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投资本身。
富欣在 2010 年加入红杉中国时，她也是在工业领域工作很多年才开始入行做投资。选择加入红杉，她是觉得红杉给她的职业生涯带来更多的挑战，但一直不变的是她对工业领域的热爱，她一直在以一个投资人的身份深度参与着工业科技领域的进步发展和变革。
郑庆生的家里有上千本书，但他的书房里已经不放书了，除了他最近要看的实体书，其他的书都被移到其他地方，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各种电子设备。他会用信息成本和履约成本来解释整个商业史，以此保持商业史在同样一个认知水平。他认为尽管履约成本（包括了各种交易费用和物流成本）下降幅度很大，但远不如信息成本的下降幅度。但是在同样的信息面前，认知的差距仍然是巨大的。而对于认知的不懈追求是一个投资机构的核心壁垒。
吴茗为人很低调，她很少接受采访也很少社交。在投资上她比较平和，她会从生活中找找灵感，有时候也会看一些科学文献看得心潮澎湃。她习惯隔段时间去思考下一波科技需要什么，如果自己是创业者会去选哪些方向。想好了就会以创业伙伴的身份与公司探讨未来。她说不想把公司变得太难受，所以在竞争激烈的投资圈，自己从来没有在办公室里逼过创始人签字，没有为了争取项目哭过，也没有坐在任何一家公司门口去堵创始人。
翟佳是一名典型的 “狼性” 投资人，他说自己想投的项目都能投进去，就看抢项目的那一两个星期里花了多少时间。有家公司在 A 轮融资的时候有很多机构抢，创始人当时说周一不想见任何机构，周二再谈，但翟佳依然在周一晚上 11 点等在创始人家楼下的一个餐厅，迅速敲定投资。“他不想见你，你就不去了吗？你去蹲着不就完了吗？创始人最后都会选意愿强的（投资人）。”
在郑庆生的眼里，尽管数字化和智能化加深，但是投资行业本质上还是有古典的一面，它是个专业人士的集合，是合伙人的组织。因为高度依赖于人，同事之间不是将军和士兵的关系，更像是一群侠客的团队协作，对个人素质和协作精神要求很高。
红杉中国强调 “team work”，试图营造一个大家一起踢足球的氛围，周逵说，“你首先需要自己球技出色，其次你依然要知道需要配合，不配合大家都不会有出色的成绩。” 团队文化其实一直贯穿在整个红杉的历史里，美国红杉曾用通俗的话介绍这种文化，就是 “你愿不愿意把后背交给别人”。
刘星讲述起他和几个同事一起投一家半导体公司，刘星机缘巧合认识了创始人，他会迅速组建一个项目团队，让更懂半导体的同事来主导，他自己唱配角。“重要的不是这是张三的项目还是李四的项目，我们的概念里这是红杉的项目，这是最重要的。”
采访到最后，翟佳问我们，怎么不问红杉为什么要办这场数字科技大会？
去年 12 月，三亚，红杉中国的内部管理会，合伙人们在聊 TMT 再往下走的机会是什么，他们确实看到行业的变革和改变，希望向市场传递信心，吸引更多的人看到时代机遇出来创业；他们也确实看到整个行业的泡沫，太多人不愿沉下心去扎扎实实地研究探索这些科技的东西。
办一场有足够影响力的产业峰会的想法因此诞生了，刘星提出了 “数字科技” 这个词，大家分头去全球邀请嘉宾，这场会不围绕红杉自己，而是试图从全球化视野探讨中国数字化经济，深入、贴近产业做一次思维碰撞，推动数字科技更广泛更深入地落地和发展。
在忙忙碌碌的投资之外，这一次，红杉中国更想滋养土壤。
